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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高级小轿车的外面，为他开着门。这位司机是克格勃华盛顿站政治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怎么样，”司机说，看了一下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交通情况，然后驱车左拐。
“嗨，会见的情形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现在，我们可以绝对肯定他们绑架我们人员的原因了，”阿尔巴托夫回答说。
“是什么，大使同志？”司机立即问道，克制住自己的恼怒情绪。要是在几年以前，大使这个党的驯服工具是不敢对克格勃内高级官员采取应付拖延态度的。自从安德罗波夫同志逝世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变得失宠了。但情况还会纠正过来的。他对这点很有把握。
“总统就差谴责我们违反双方1979年的秘密协议，蓄意派遣潜艇接近他们的海岸了。他们扣下了我们的人，单独加以盘问，以便了解那艘潜艇的使命是什么。中央情报局这样干要多长时间才能完呢？一天？两天？”阿尔巴托夫气愤地摇摇头。“他们也许已经知道，只需用一些麻醉品，或许用一个女人，就可使他们松口。总统还提请莫斯科想象一下，五角大楼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要对他说什么！要他去做些什么！这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是不是？他们会说我们在演习一场突然核攻击，或许甚至会说就在进行这场攻击！似乎在致力于实现和平共处方面我们还不如他们！这些疑神疑鬼的蠢货，他们对已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甚至还感到气愤。”
“你可以责备他们吗，同志？”司机问道。他把这一切都记在心上，在进行着整理，分析，考虑向莫斯科总部作出单独报告。
“他还说我们的舰队再也没有理由呆在他们的沿海了。”
“他是怎样说的？是一项要求吗？”
“他的措词是温和的，比我预料的温和。这就引起我的关注了。我认为，他们是在计划采取什么行动。舞弄军刀会发出响声，抽出军刀却是不会发出响声的。他要求对整个事件做出解释。我能对他说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猜想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而这位高级情报人员的确是知道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其本身就是难以置信的。海军和军事情报总局竟能允许发生这样难以相信的大错误，这使他感到吃惊。卡修斯间谍提供的情况简直荒唐之极。司机亲自把卡修斯的情报转交给了莫斯科。难道美国和苏联都可能是某个第三者的受害者？一项行动出了差错，于是美国人要设法找出谁应当负责，以及是怎么造成的，以便他们可以自己去做？这倒还说得通，但是其他的情况呢？路上交通拥挤，他皱起了眉头。他从莫斯科总部接到的命令是，如果这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他应当立即查清。他不相信这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如果是，那中央情报局的掩盖本事简直是神工鬼斧，非同一般。掩盖这样一个复杂的行动有可能吗？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他和他的同事们将要干上几个星期，去查实有没有掩盖情事，去搞清在兰利和事件现场都有些什么传说，与此同时，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机构也都要采取同一行动。如果中央情报局打入北方舰队的最高司令部，他会发现的。对此，他信心十足。他恨不得希望中央情报局已经这样做了。军事情报总局要对这场灾难负责；几年前，军事情报总局从克格勃威信下降中捞到了好处，而现在它可要丢面子了。如果他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政治局正在用克格勃去压军事情报总局和军方，使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能对这桩事件进行自己的独立调查。不管调查中发现了什么，克格勃都会先声夺人，把军队压下去。克格勃用这种或那种办法总会发现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如果发现的结果对其对手造成损害，那就更好……
苏联大使走出去以后，门就关上了，佩尔特博士打开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扇旁门，穆尔法官走了进来。
“总统先生，我得象这样躲在密室里干事已经有一阵子了吧。”
“你真指望这能有效果吗？”佩尔特问。
“是的，我现在就这样指望。”穆尔舒坦地坐在皮椅子上。
“这是否有点悬，法官？”佩尔特问道，“我是说，进行一次这样复杂的行动？”
“妙就妙在这儿，博士，事情并不需要我们去干。苏联人将会替我们干。噢，当然罗，我们要有不少人在东欧到处提出许多问题探听消息，巴兹尔爵士的人也会这样做的。法国人和以色列人已经在这样做了，因为我们已经问过他们是否知道那艘迷航的导弹潜艇发生了什么事情。克格勃也会很快就发现和怀疑为什么四个主要西方情报机构都在了解同一个问题——他们心想，如果这是我们的行动，这些情报机构就会保持缄默态度的。
“你得了解苏联人面临的困境，他们必须在两种同样不高明的方案中作出选择。一方面，他们可以认为，他们最受信任的一名专业军官犯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叛国罪。你已经看过我们有关拉米乌斯艇长的档案。他是共产党的宠儿，一个真正的新型苏维埃人。此外，这种叛逃阴谋必然还有若干同样受信任的军官参与。苏联人有种固定的想法，总认为这种人怎么也不会离开‘工人的天堂’的。但是他们又拼命设法阻止人们离开他们的国家，我承认这似乎是矛盾的，可那是事实。失去一名芭蕾舞演员或一名克格勃间谍是一回事，但失去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儿子，一名服役近30年而又无可挑剔的军官，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再说，一个艇长有许多特权，你可以把这种叛逃比作一个自我奋斗而发迹的百万富翁离开纽约跑到莫斯科去居住。他们怎么也不能相信。
“另一方面，他们可以相信我们通过亨德森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并不高明，但却有大量旁证使之成立，尤其是我们曾努力诱使他们水兵叛逃的事实。你已目睹了他们对此是多么恼火。他们认为，这是对文明行为准则的粗暴践踏。后来我们发现这是艘导弹潜艇，总统作了有力的反应。这也是对亨德森情报的有利证据。”
“那么他们会倾向哪一方呢？”总统问。
“先生，这个问题是个心理学问题，而苏联的心理学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难懂。要么是十个人集体背叛，要么是外界策划的密谋，在这两者之间要作出选择，我的看法是，他们会选择后者。要他们相信这真是一场叛逃行动，那简直就是迫使他们重新反省一下自己的信念。谁愿意干那种事？”穆尔得意地作了个手势。“选择后者意味着他们的安全受到了外来者的破坏，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受害者，比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统治思想存有内在矛盾要好听一些。此外，我们还知道克格勃将主持这次调查。”
“这是为什么？”佩尔特问道。他被法官的计划吸引住了。
“叛逃也好，海军军事行动的安全受到渗透也好，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军事情报总局都要负责。海军和陆军的安全是他们的管辖范围。由于克格勃在我们的朋友安德罗波夫离开人世以后所受到的损害，情况就更是如此。苏联人不能有一个自己调查自己的组织——更不能在情报界内这样做！所以，克格勃伺机要整一下它的冤家对头。从克格勃的角度来看，外部的煽动是远为吸引人的选择：这有利于克格勃展开一场更大的行动。如果他们证实了亨德森所说的一切并使每个人相信那是真的——当然他们是会那样做的——那么由于是他们揭露了事实，这岂不会使他们神气得多！”
“他们会去证实那些情报吗？”
“当然会的！干情报这个行当，如果你执意要找到什么东西，你就能找得到，不管这个东西真有假有。主啊，拉米乌斯这家伙永远不会知道我们该多感激他。这样的良机，真是千载难逢，千万不能丧失。”
“但是克格勃以后的腰杆将变得更硬了，”佩尔特说。“那是一件好事吗？”
穆尔耸了一下肩。“迟早总要发生的。把安德罗波夫搞下台——说不定还是被杀害的——使军队得到太多威信，这正象50年代搞掉贝利亚的情况一样。苏联人象我们一样，依靠对军队进行政治控制，而且比我们更厉害。由于克格勃把他们的最高指挥权夺走了，他们就干了那件肮脏事。这样的事总是要发生的，这样倒也不错，我们能从中获得好处。现在只有几件事还需要我们去做。”
“比如说？”总统问。
“我们的朋友亨德森在一个月左右以后要放出消息说我们有一艘潜艇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