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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的妻子去世了。当时他正在港口，这对一个导弹潜艇舰长来说并不稀奇。那时，他在波利亚尔内以西的森林里有自己的别墅，有自己的“日古利”牌轿车，指挥所里还有一辆公车和专门的司机；有随着他的职位和门第而来的其他许多生活奢侈品。他是党的要员之一，所以当娜塔莉娅开始腹痛时，她去只对特权人物开放的四局医院是自然的，但却是个错误，因为在苏联有种说法：“镶木的地板，平庸的医生。”她躺在手推车上微笑着，被推进手术室，拉米乌斯见到了，这是他见到妻子生前的最后一面。
值班的外科医生姗姗来迟，还喝醉了酒，赶到医院后又花了很长时间吸纯氧解酒，清醒过来后才开始进行简单的阑尾切除手术。当他切开组织、准备切除时，肿胀的阑尾破裂了。随即又出现了腹膜炎，这位外科医生手忙脚乱地修补伤口，又造成了肠穿孔，情况越来越严重。
娜塔莉娅需要接受抗菌治疗，但是又没有药品。四局医院使用的都是外国药品，特别是法国药品，这些抗菌药品已经用完了，只能代之以苏联计划生产的抗菌素。苏联工业中普遍实行定额生产制度，超额才能得到奖金，产品逃避质量检查的情况在苏联工业中也普遍存在。这一批药品根本没有经过检验，药瓶里很可能装的是蒸馏水而不是抗菌素。马科第二天才知道这一情况。然而娜塔莉娅已经完全陷人休克，医生还没有来得及纠正他的一连串错误，她就死了。
拉米乌斯痛苦地记得那个肃穆的追悼会。他手下的军官和其他多年来结下友谊的一百多个海军士兵、娜塔莉娅的亲属，以及当地党委会的代表参加了葬礼。马科的父亲去世时，他正在海上，但是他深知亚历山大所犯下的罪恶。他的死对他没有影响。然而，妻子的死却是他的一场灾难。他们结婚后不入娜塔莉娅就笑着对他说过，海员需要回到妻子身边，女人需要等待丈夫回来。说起来就这么简单。而实际上却要比这复杂千百倍！这是两个有才华的人的结合，十五余年相濡以沫的恩爱生活，使他们彼此更加了解，使两颗心贴得更紧了。
在沉重的哀乐声中，马科·拉米乌斯看着灵枢推进了火化室。他多么希望自己能为娜塔莉娅的灵魂祈祷，希望希尔达祖母没有说错，希望除了烈焰和钢门之外还存在着某种别的东西。此时此刻，他才意识到这一件事对他的巨大打击：国家不仅夺走了他的妻子，而且剥夺了他为减轻悲痛而祈祷的权利，剥夺了他同妻子重逢的机会——那怕这只是幻想。自从很久以前他在波罗的海度过的那个夏天以来，温柔、善良的娜塔莉娅就是他唯一的幸福。现在，幸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周复一周、月复一月，但是对娜塔莉娅的怀念始终忻磨着他：每当他在街头漫步或在摩尔曼斯克的商店里买东西时，常常触景生情，人们的发型、步态或笑声，都会勾起他对娜塔莉娅的清晰回忆。一想到自己失去的妻子，他就完全变了样，不象个职业海军军官。
娜塔莉娅·波格达诺娃·拉米乌斯的生命，葬送在一个值班时喝酒的外科医生手里，这样的渎职罪在苏联海军中是要受军事法庭审判的，但是马科却无法对这个医生绳之以法。外科医生的父亲是一位党的高级官员，他的地位自然会得到他的保护人的庇护。如果有适用的药品，她也许可以得救，但是外国药品缺乏，苏联药品又不可靠。医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药厂工人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拉米乌斯前思后想，怒火中烧。最后他认定，国家应当承担责任。
几个星期之后，一个周密的计划形成了：他一直担任训练和制订应急计划的工作，这促成了这项计划的产生。当建造“红十月”号的工作在中断了两年之后重新开始时，拉米乌斯就知道这艘潜艇将由他来指挥。他帮助设计了艇上经过大改革的拖动系统，并对在里海进行了数年绝密航行的模型艇进行了审查。他请求调离原来的舰长岗位，以便集中精力投入“红十月”号的建造和装配工作，预先挑选和训练该艇的军官，这样就可以使这艘导弹潜艇及早进入全面作战状态。红旗北方舰队的司令宫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在娜塔莉娅的追悼会上还掉过泪。他同意了拉米乌斯的请求。
拉米乌斯对军官的人选早就有了安排，他们都是“维尔纽斯学院”的毕业生。许多人还是马科和娜塔莉娅的“义子”，他们的地位和军衔都是拉米乌斯提拔的，他们自己的国家生产不出能让他们有用武之地的潜艇，他们都接受了马科的劝告加入了共产党，而当他们意识到晋升的代价就是出卖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时，他们对祖国的不满就更加强烈了：他们要变成一只身着水兵服的领高工资的鹦鹉，控制自己，忍着痛苦，重复党的教导，这样才能得到提拨。这些人虽然迈出了这卑贱的第一步，却基本上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在苏联海军中有三种渠道可以平步青云：一是当政治委员，成为孤家寡人；二是当海军军官，最后挣一个舰长的职位；三是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高级别高薪金，但是永远当不了领导。例如，在苏联舰艇上总工程师的级别可能高于舰长，但是他仍然是下级。
拉米乌斯环视着坐在桌旁的全部军官，他们大多数精通业务，又都是党员，但是在事业上都未能如愿以偿。其中两人因青少年时代犯过小错误，其中一个仅仅是因为八岁时有过越轨行为，从此便得不到信任。导弹军官是个犹太人，虽然他的父母都是忘我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仍然得不到信任。另一位军官的哥哥曾表示反对1968年人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因而全家蒙受了耻辱。而级别同拉米乌斯完全相同的米烈克辛总工程师，他之所以当不上舰长，只是因为他的上级要他当一名工程师。鲍罗丁已经具备了舰长的所有条件，但他曾揭发一个政治委员搞同性恋，而被告人却是北方舰队政治部主任的儿子。谋反可以有多种办法。
“要是被他们找到怎么办？”卡马罗夫若有所思地问道。
“用‘毛虫’航行，我怀疑美国人能不能发现我们。同志们，这艘潜艇是我帮助设计的，我敢肯定我们自己的潜艇绝不会找到她。”拉米乌斯说。
“我们怎么办？”导弹军官低声问道。
“首先完成现在的任务。一个军官如果看的太远，眼下就会摔跤。”
“他们会搜寻我们的。”鲍罗丁说。
“那毫无疑问，”拉米乌斯含笑说道，“当他们知道在哪儿才能找到我们时，已经来不及了。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避免被人发现。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第四天 12月6日星期一
中央情报局总部
在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瑞安沿着兰利大楼最高一层的走廊向前走去。他已经通过了三道安全检查，谁也没有要求他打开挂在浅黄色皇家海军大衣夹层下的那个上了锁的公文包。这件大衣是一位皇家海军军官送给他的礼物。
他穿着一套在萨维尔街上买的昂贵西装，英国款式，既不保守也不时髦。这种打扮主要得怨他的妻子。他的衣橱里还按颜色深浅整整齐齐地挂着好多套这类西装，穿时喜欢配以白衬衣和条纹领带。他身上仅有的饰物包括一枚结婚戒指和一枚大学纪念戒指，再加上一只价廉的但是相当准确的数字表，金表带比较值钱。瑞安是一个不重外表装饰的人，而他的工作性质正是要透过这一层外表探求内在的实际。
他的体形一般，身高六英尺一英寸，属平均身高，但是，平时缺乏锻炼，再加上英国糟糕的天气，腰部略粗了一点。他那双蓝眼睛总是显得无神，但深不可测，他很容易陷入沉思。他目前正在写书，当他思考如何利用资料和研究材料时，他的脸就象自动驾驶仪。他只重视自己认识的人，对别的人一概不感兴趣。他不想出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