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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他们之间进行谈判了。不清楚他们两人是谁主动的，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曾经面对面交谈过。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邓小平首先采取行动的。4月10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个星期，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支持华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提到了前一年10月10日写给华的另一封信，表示完全支持粉碎“四人帮”后华所担任的领导职务。邓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阅他的这两封信。邓的这一建议显然被接受了。接着，5月底，“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前去拜访了邓小平。可以肯定其中一位是汪东兴，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小平对他们说，华的“两个凡是”不行。因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因为撤掉他的职务是毛下的命令），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几天以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又去拜访了邓小平，邓又重申了上述思想③。
这对华来说是个坏消息。尽管如此，华还是以为自己不能和邓一样固执。在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1976年4月以前的所有党、政、军职务。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对恢复他的职务进行表决之前，邓发表了谈话。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对毛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在场听邓发言的人都听得出来，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
邓这时已经快七十三岁了。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年龄一样。但他看起来并不比他五十多岁时老多少，而且身体比同龄人健康得多。他唯一比较严重的疾病是耳背。他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助听器了，借助助听器，他可以听得很清楚，甚至在大型会议上可以掌握会议进度。他的声音坚强、有力，但相当刺耳。他可以发表长篇演说，而且不显得疲惫。他走路很快，十八年前摔断的腿已经完全恢复了。
邓小平的妻子和继母在经历了三年的流放生活后，身体并未受到太大伤害。事实上，卓琳回到北京时，身体反而比离开北京前更健康。继母夏伯根也挺硬朗。她是一位船工的女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照顾邓小平及其一家人身上，并且还可以干些体力活。1992年，她仍健在，是年她八十九岁。
邓小平的孩子当中，只有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非常令人痛心的。1972年，他获准住进北京一家设备很好的医院时，几乎已经完全瘫痪了。1976年他出院后，被安排在一家电视机厂工作。1977年春，他搬回家住时，邓小平把房子作了一番整修，使他可以坐在轮椅上，自由地往来所有的房间，并可搭乘一部电梯上下楼。1980年，邓小平秘密送他去加拿大治疗，在那里他至少做了两次手术，这才使他可以再度坐直身体，可以移动手臂和脖颈，但还是无法行走。8O年代以后，为了照顾中国千百万的残疾人，邓朴方建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任会长，从而使他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已经结婚，是一位艺术家（她本想当一名音乐家，但196O年她生了一场病，所以没法再上音乐学院附中了）。邓小平的第二个女儿是邓楠，也已经结婚。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毛毛）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一直住在家中。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当中，邓榕长得最像父亲。她活泼好动、精力充沛、敢于直抒己见。和邓朴方一样，她也是一名党员，但邓林不是党员。她在江西陪伴父母的时间最长。后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描述了在江西的生活。
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质方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卫兵，和邓楠一样，在1967年他父母被软禁时，他也去了山西插队。1973年，他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目睹了1975年动员学生集会反对他父亲的情形。但他本人似乎并未受到迫害。198O年，他被派往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研究所学习（他的指导教师和同学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80年代初，他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国，但并没有入党。
“文化大革命”给邓小平家族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的二弟邓蜀平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其在四川的土地，之后入了党，1967年3月他被武汉的红卫兵折磨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自杀了。红卫兵批斗折磨他是因为他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有密切的关系。卓琳的哥哥，50年代他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产业被没收了，随后被强迫劳动了八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逮捕入狱。
复职，使邓小平有机会重新观察中国的政治。由于重新接触官方的信息，因而他比流放前更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党、军队和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犯罪与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普遍，铁路沿线车匪路霸横行。城市的失业率很高，主要是因为有大批的知青返城。在农村，很多党的干部变成了当地恶霸。50年代给许多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勤奋工作的热情已经消失，而代之以腐败堕落和悲观失望。
1978年3月，邓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四人帮”对四个现代化的破坏，已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80年代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但是尚未造成经济的大灾难。1967年到1968年这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最为活跃的年代，但就是在这几年，也没有出现“大跃进”以后那样的局面。1969年的工业产量依然比1962年高，只有钢、水泥和化肥持续减产。1975年，很多产品的产量，包括水泥和化肥，已经增长了近两倍。“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工业的投资比例相当高，尤其是重工业，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发展的一个特征。实际上，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或许是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清除党和国家的灾难——修正主义的运动最大悖论，在毛泽东看来，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头子。
在农业方面，产量增长得很快。同工业一样，1968年也是农业产量最低的一年，主要是因为缺少化肥。1968年以后，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地增长，197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八干五百万吨，比1966年增加了七百万吨。问题是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农村大量的新生儿出生。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一后果所带来的影响。
党、军队和政府的情况都相当糟。党当时约有党员二千五百万人，这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在1966年后入党的。许多人都很年轻。还有许多人是造反派。他们不喜欢受到纪律的约束，也忍受不了由“革命”转到“生产”后所面临的单调生活。军队中派系林立，“肿、散、骄、奢、惰”（邓批评军队的用语）。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谴责了这些现象，并且呼吁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的“坏分子”从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清除下来，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④。在此前几个月，。他更严肃地指出，军队“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我们的军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邓小平拿人民解放军过去的光荣历史与当时令人失望的状况相比，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被当成了政治工具，林彪对军队中的所有老干部都残酷镇压，使得军队士气低落，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政府部门的情况也不好。政府高级部门冗员充斥，许多部委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把持。许多干部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官僚作风严重。这正是二十年前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严厉谴责的现象。
从1977年夏天到1978年底，邓小平直接负责教育、科技、军事和外交工作。
邓是自己要求负责教育和科技工作的。对此，他一直很有兴趣。1961年，他主持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邓小平体会到，提高普通教育水平，是促进科技进步的条件，而科技进步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四人帮”认为，在教育方面，不必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同邓小平一样，“四人帮”也曾经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