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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8日后半夜毛泽东去世了。人们惊慌焦急地谈论毛去世的消息。对三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也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毛只是一张肖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对党的高级干部来说，毛是伟人，但也是犯有很大错误的人，尤其是他在对待同事的问题上。但在大多数军队领导心目中，毛仍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把当年江西和陕西的一支衣着褴褛的小小部队发展成现代中国最强大、最成功的军队，创建了军队的纪律、军事战略战术和军队的宗旨。这些军队领导人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毛泽东名字的强有力的捍卫者。
9月9日毛刚去世几小时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9月19日、29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了未来情势的发展趋势。“四人帮”在这几次会议上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同意华当毛的接班人。他们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让毛远新保管他叔叔的文件档案，让江青当党的主席。但在正式表决时，他们的这些要求被一一否决。当叶剑英向华建议应当逮捕“四人帮”时，华还犹豫不决，但“四人帮”的态度使华渐渐明白了，只有把他们抓起来才能阻止他们继续争夺全部的政治权力。
华国锋态度的转变，使叶剑英等人不再探讨一些激烈的对抗措施，如在广州另立中央，转而策划如何在华领导下进行有限的政治改组。华的态度转变，也保证了军队不会分裂，仍保持团结，并可有效地用来对付“四人帮”的支持者在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所建立起来的武装民兵部队，它还保证了汪东兴的警卫团能有效地随时听从调动。
最终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四人帮”被排除在外还蒙在鼓里。会议是10月5日。
此处有误。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华国锋、 叶剑英、李先念作出的。宣布对王洪文、张春 桥实行隔离审查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译注日在军委总部举行的。10月6日夜晚，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去中南海一座建筑物参加华召集的一个会议时，被汪东兴的部队挨个抓了起来。几乎在同一时刻，江青、毛远新在他们的住所也被抓了起来。据说，当江青被带走时，向抓她的人尖声喊叫，她的勤务员则向她吐了一口唾沫。
第十二章 处理善后
1976—1981年
逮捕“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政治局已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而也更巩固了他的总理职位。但是，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位策划者希望这一行动能够继续保密，以便于解除地方上“四人帮”余党的武装。“四人帮”在被逮捕前，已将重型武器分发给了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兵武装，王洪文还在中南海设立了特别指挥中心，命令各地的民兵随时准备采取武装行动。
结果，在北京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顺利地解决了上海方面的问题。曾有人给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发了一个秘密电话（“妈妈住院了”），暗示“四人帮”的行动计划破产了。但是，他们还是被华国锋等人巧妙地调回了北京，并一一被逮捕。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民兵和正规部队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太清楚这些冲突有多少是支持“四人帮”的民兵发动的，又有多少是那些试图保住自己势力范围的省级领导人发动的。这些动乱蔓延得范围很广，特别是在长江以南地区。直到1977年底1978年初，中央政府才真正控制了距北京不足一百公里的天津。但是，效忠“四人帮”的正规部队并没有控制首都或其他一些大的地方政权。
10月21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第十五天，官方正式公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消息使成千上万的人欢乐无比，激动地涌上全国各个城市的街头。连续几天，首都主要街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工厂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停止了工作。同春天的那次游行不同，这次的游行是多姿多彩、热热闹闹的，人们有组织地举着标语、敲锣打鼓地走上街头。夜晚，鞭炮声此起彼伏，使得一位西方记者产生了误解，报道说“四人帮”的支持者已经被枪决了。大批被关押在“牛棚”中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在上海，停泊在港口的轮船长鸣汽笛，庆贺胜利。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也纷纷告别了农村，动身返家。
邓小平究竟对叶剑英的计划了解多少，从未有人知道。他本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透露过。不过，邓小平确切地知道叶剑英是要采取行动的，他也知道，不让“四人帮”追查到行踪及逮捕自己，就是对叶剑英计划获得成功的最大支持。
据说，逮捕“四人帮”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叶剑英就立即打电话给邓小平，因此，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消息。10月10日他写信给华国锋，表示“衷心”拥护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并把逮捕“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0月底，邓小平与华国锋见了一面。他们是去探望邓小平从前的战友刘伯承时在医院遇见的。邓小本告诉华国锋，他，一个“走资派”，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华国锋。华国锋请邓小平谈谈他的看法，邓小平说，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虽然不应忽视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应当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他还说在改善“人民的生活”的过程中，“专制”一点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海外很多人都觉察到的邓小平自身的一个矛盾。他急于在经济领域进行大胆地试验，但在政治上却持保守的态度，邓小平并没有把政治自由化视为经济自由化的先决条件，而是把政治上的自由化看成是对社会、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
谈话中，刘怕承希望死后能由邓小平主持他的追悼大会（刘伯承此时八十二岁，双目失明）。邓小平说，这恐怕有问题，因为他是犯过错误的人。这时，公务缠身的华国锋要告辞了。临行前他说邓小平一点也没有减少活力。邓小平的回答非常巧妙或者可以说是话中有话，他说，他的精力归政治局使用。
事实上，邓小平已下决心为实现全面政治平反而奋斗。他有许多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陈云和王震。陈在“文革”中“靠边站”了，但没有遭受迫害；王震是位老将军，在1972年曾以个人名义代他向毛泽东求过情，然而，对于为邓小平平反，华国锋有很大的顾虑。且莫说为邓小平平反对他本人的权威是一种威胁，至少还要改变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定论。而如果不对毛泽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也就无法改变这一定论。华国锋的全部权力是毛泽东给的。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部署该年的工作任务。作为一般党员的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的许多支持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却坚持认为“四人帮”是“极右”的代表（毛泽东和他们也曾用同样术语为林彪定罪）；批邓以及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正确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的。他坚持汪东兴向他建议的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②他唯一让步的是承认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认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必要的。
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他们之间进行谈判了。不清楚他们两人是谁主动的，也不清楚他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