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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这时决定放松军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在各省，省党委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后他们被革命委员会拿走的大部分权力。但是在革委会中当权的军人并投有放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重新建立许多省的党委会委员或省委书记。毛想把正在党内高层供职的军官换成文官，大大压缩各级党委中的军代表。他还想削弱多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员的地方权，或许他相信邓的预言，他死后会有军阀混战。总之，他强烈地意识到，除了北京，“枪”现在管着党。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采取了行动。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要对各军区司令重新改组，并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重申了此意。他说，军委并没有尽到处理军事事务的责任。为了获取军委会成员的信任和支持，他承认在有关对包括朱德在内的许多“革命英雄”的经历和政治立场问题上，他曾被林彪蒙骗过。为了不让司令员们担忧接受改组意味着牺牲地方军队的权势，而无任何回报，他提议让邓小平这位可靠的军队英雄重新参加军委工作。毛的策略相当成功。正式调令下达后，八大军区的司令毫不迟疑地离开了他们的军区。
毛泽东还向军委建议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这个建议当时并未立即执行。但邓已被选入政治局。这至少把他同激进派分子的关系摆平了，虽然王洪文、张春桥两人在党内的地位仍比他高，但他们现在谁也不可能在军队和政府的职权上同他较量了。
从1974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这对邓来说是个新的领域。邓立刻显露出他的作风与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作风丢掉了。从1971年7月至1973年11月，在完全秘密情况下四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曾同周恩来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关系。他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邓不容易让人接近他。事实上邓当时向基辛格传递的信息的确比周恩来更严肃、刺耳。他对基辛格讲，美国如若想从与苏联的和解中捞到点什么，肯定是危险的。美国也并没有兑现稍早所作的有关与台湾贸易的承诺。
此时，激进派分子也一直盯着邓小平，只要有迹象，他们就断言邓是帝国主义的朋友或说他是崇洋媚外。
邓担当新角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联合国召开的讨论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特别大会上的发言。他简明的发言并不是要说明中共在有关南北对话问题上的立场，而是借机阐述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这一最新理论。这个理论不是来自列宁主义，反而同它相矛盾。这个理论来自毛20年代30年代对中国阶级状况的分析。正如他过去看到的，在中国有三个阵营（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间的）。他现在觉得全球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势力都强大，有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发达国家。中国是第三世界。虽然中国有能力成为和美国、苏联一样强大的国家，但却没有野心称霸世界，所以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相反，超级大国野心难以掩盖，他们相互为敌。的确，战争大概只会在它们之间爆发。如果真的美苏打起来，全世界都将被卷进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
邓的演说吸引了一大批听众，并在国际间广泛传播。他回到北京受到隆重的迎接，就像他在1963年同苏斯洛夫辩论五天后从莫斯科回来时受到的欢迎一样。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他的敌人，都去机场迎接他了。他乘坐第一辆小轿车驶进了北京，在其后尾随着长长的车队。这非常明显地向世界表明，毛泽东当时是很高兴、很满意的。三个星期之后，在毛泽东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见时，邓坐在了毛和巴基斯恒总理之间的一个位子上。这个位子一向是为主席顾问留的。当时周恩来也在场。
访问纽约对邓来说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了他，二是让他首次看到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样子。直到1974年前，邓对于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新闻记者一直是个相当模糊的人物。有几个美国军人在抗日期争期间和抗战后结识过邓。其中一个海军陆战队军官叫伊文思·卡尔逊，他曾撰文热情地介绍邓的情况，赞扬邓思维敏捷、机智。但是邓在当总书记期间，同他见过面的只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盟友。50年代和60年代访问过中国的西方记者虽然写了很多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但书中提到的邓的部分却很少。
在已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反映邓小平对纽约的印象。如果他过去没有什么印象的话，这次肯定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他20年代初在巴黎的经历或5O年代、6O年代的莫斯科之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这座城市的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曼哈顿的四天，肯定使他觉得比读什么都更有说服力，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路途是多么的遥远。
在陪毛泽东与巴基斯但总理会谈的两周之后，周恩来离开中南海住进了附近首都医院的一套房子。他这祥做可能有策略上的考虑，希望借此摆脱激进派分予的监视。但是，现在周确实病得很重。
从周和邓1974年4月在机场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两人的健康情况呈现出相当强烈的对比。邓只比周小六岁，脸圆圆的，肤色发亮。周是凹陷的面颊，从鬓角到下巴长着深色斑点。穿的衣服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
周恩来还有一项尚待实现的计划（特别是到后来），就是整顿党和政府，把尽快实现现代化经济战略作为明确的目标。然而他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思想上，毛对现代化这个理念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现代化是早在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党代表会的结论中就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全面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此可见，毛泽东并非对现代化持怀疑态度。 ——译注阶级斗争的代名词。在激进派分子眼中，现代化则是对他们的挑战和威胁。在组织上，党中央已撤销书记处等具有协调性质的机构，而只剩下中央办公厅和宣传部，而这两个单位却都由文革派控制着。在政府方面，许多部门是由临时人员充数，大多数部长的职位空着。针对这种情况，周计划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关从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后就未曾召开过会议。周打算向大会提交一份长长的政府官员候选人名单和一个二十年发展纲要。他还想开个中央委员会会议，以便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能支持他挑选的政府官员候选人。由于担心激进派分子捣乱，而且周也不想让他们在政府中担任太多的职务，他在筹备这些会议过程中，并没有和激进派磋商，他只和他所信任的以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为中心的一小群人商量，同时暗地里取得毛对他计划的支持。这原来是激进派分子最擅长的政治计谋，周恩来现在也如法炮制。
周和他的同事由于毛对激进派分子特别是对江青的态度有了转变而得到了帮助。早在1974年3月初毛就告诉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再见面。毛说，她多年都不听他的话，不学习他送给她的马列和他本人的著作。在7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当着江青和她的三位同伙，说他们是“四人帮”。毛创造了一个斥责的词汇，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大约在同一时间，毛对一些来访者讲，江青有野心，她没有资格使用他的名义。毛的这种态度转变，使周恩来有机会控制新闻媒体（这本来是四人帮“控制的地盘），结束批孔运动。周还设法使毛接受了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即在赞扬激进口号”继续反潮流“的同时，接着以维护工业、商业正常运营为政治理由，谴责反对地方党委领导和拒绝工作的造反行为。
毛在1974年7月作出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一个时期，这对周恩来很有利。毛泽东变得越来越像个隐士了，尽管他在夏天党的会议上露了面。毛由于视力严重恶化而痛苦，同时觉得他所有的政治伙伴已成为他的负担，而且负担越来越重。毛不在北京，意味着周有权召集政治局会议和要讨论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管理政府工作了。这还意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