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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或在党的会议上过多地谈到他的这个推断。5月，他到东欧几个国家出访，并在6月中旬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会晤。
7月初，彭登上了位于江西的疗养胜地——庐山，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4日，他就“大跃进”的问题给毛写了一封长信。他当然希望毛会亲自复信；或把他叫去谈话。然而事与愿违，毛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以《彭德怀的意见书》为正式标题将他的信印发给参加庐山会议的每一个人，并在随后的一个篇幅很长并带有讥讽口气的讲话中把这封信说成是向他本人和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一次无原则的进攻。他向他的听众们强凋，他们都参加过彭所批评的政策的制定过程；他本人也亲自提出要对其中的大部分政策进行批评；但彭在春天召开的党的会议上允许他发言的时候却一言不发。他暗示，彭已同赫鲁晓夫勾结起来了，并要求与会的全体成员都要考虑一下面对彭的“机会主义”进攻，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彭有几个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在预备会上都作了发言另外还有不少同情者。但是，一旦毛提出了忠诚的问题，那么只有二、三个资格最老的党员愿意并能够追使毛收回成命，他才能免遭批判。然而他们没有这祥做。因而使得毛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弦易辙，向彭发起了总攻，并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把彭和其他三个人（包括毛在江西时期的老对手洛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成员。除了二十五年来一直任军事领袖的朱德之外，发言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为彭辩护。四个月前刚刚接替毛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以往曾热心致力于阻止毛的“家长制”行为，但（邓小平在1980年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用“家长制”一词来说明毛对他的同事们的态度。——原注）现在他对彭的攻击尤为激烈。
在9月召开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结束了对彭的批判。他受到了林彪和其他人的猛烈攻击，他们说彭是“军事俱乐部”头头，并解除了他国防部长的职务。虽然保留了他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不久后便不让他出席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了。他在中南海的房子被收回了，改而分配一栋在荒郊野外的空房子给他。
林彪取代彭当上了国防部长，并很快开始了把军队变成他用来实现他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他按照他所了解到的能够投毛所好的方针改组了军队，然后便开始着手把军队变成为具有革命品德的一个堡垒。196O年秋，他说服军委并一致同意，毛的思想（单独地）应成为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课程；1962年，他出版并普及了毛的讲话和著作的语录，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小红书”。毛对此的反应和林所期望的完全一样。1963年12月，他号召全国“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1964年，他指示，全军政治部应按政府部门和党的机构的建制组成。从而颠倒了党和军队以党指挥“枪”为基础的传统关系。军队开始插足党（和政府）并远离各级党的监督。
在经济上，庐山会议给了“大跃进”一次新生。这是因为毛坚持要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清洗运动，清洗的对象是：所有对“跃进”一直持消极态度或带头响应毛自己早些时候发出的慎重、节制号召的党的干部。结果，造成所有的干部不能再提应当停止无偿占有劳动，不能再提应当根据农民的工作数量和质量支付给他们报酬。1960年初，又发动了一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运动。产量指标不是降低而是提高，毛并且明确宣布，他支持政抬挂帅式的工业管理体制。
196O年，苏联决定停止对中国一切形式的援助，这才使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美梦中惊醒过来。同意实行一条新的总路线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并允许批判那些强行无偿占用农民劳动的地方干部。直到196O年11月，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跃进”导致了一场灾难的中共领导人终于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了，周恩来发出了十二条紧急指示，这个指示规定允许农民恢复“跃进”前的生活和劳动方式。
然而这时，农村却遭受着严重的饥荒。1959年，农村人口还一直能够保有一亿二千二百万吨粮食。到1960年，这个数字已减少到一亿一干三百万吨，每人每年平均只有一百五十公斤粮食。1960年国家城市人口远远少于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减少——实际上是1949年以来最少的年份。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从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多和1960年的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时，出生率也明显下降。196O年，全国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间，全国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两倍半和三倍之多。这场饥荒一直持续到1961年。
这场饥荒造成的死亡——完全因饥饿和疾病——比20世纪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任何一次饥荒要严重的多，它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了苏联农业合作化后的饥荒所造成的死亡人数。60年代初，外部世界从难民的报告中了解到，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食物严重短缺。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终公布了有关这一时期出生和死亡率以及粮食产量和收成的数字，让外人了解了当时饥荒的真相。即使现在，官方的文件，甚至小说和短篇故事中都很少提及“大跃进”及这场饥荒。“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大跃进”却没有类似作品。
邓小平由于腿部受伤，＊没有出席在庐山召开的政（邓在1958年一次打台球时折断了右腿，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直到1961年4月，他一直是靠一根手杖行走。可见他的伤恢复得很慢。——原注）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但他很可能出席了最后为彭德怀定罪的军委会议（在军委中除了毛之外，他是唯一的文人）。尽管他同彭从来没有过特别密切的交往，但他也一定为彭的命运——以及毛的行为——而深深地担忧。据公布的一些材料记载，他对毛的看法是：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但他并不是绝对不犯错误。这时，他又勇敢地准备再次重申这个观点。1960年3月，他在天津对党员的一次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党员当中日益滋长的一种倾向，即把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运用了毛的思想。他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也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领袖，毛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他仍然是这个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切不可把他同这个集体领导分开。至于庐山会议的后果，他后来认为是十分有害的：“这场斗争（反对彭及其同伙）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③作为总书记，邓也一定发觉，要想避开毛所发动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或第二次跃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并不是对这两项运动发表主要讲话的领导人之一，从他在天津的讲话中可以看出，1960年春，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很可能中苏关系也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也许这也为他把大部分国内事务留给其他人提供了一个借口。毛在1960年1、2、3月召集的几次会议，讨论应如何应付中苏关系所发生的危机，邓一定出席了这几次会议。
50年代和60年代中苏之间的大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及外部始料未及的，它的影响不断扩大并遍及全世界。它使1950年签订的两国同盟条约变成了一纸空文，它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打破了当时的世界均势。它促使毛泽东作出了断绝同苏联社会一切来往的决定，这与他后来作出的使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有很大的关系。
这场论战始于1958年，是在两国两党关系度过了历史上较好的一段时期后不久发生的，中国人从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暴乱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俄国人已经认识到了非斯大林化的危险，对那些极力想摆脱莫斯科以获得更加独立地位的共产党，莫斯科方面在表示同情的同时又显得十分的谨慎；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过分表示这种同情有可能助长“修正主义”，而通过修正主义可通向彻底的反革命，其后果与赫鲁晓夫最初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