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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周恩来、博古和李德认为无法守住根据地，为了生存。必须撤离，并制定了周密的撤退汁划。队伍带着大批辎重物资作战略转移，行军了两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才察觉，而等到再调兵攻打时，队伍已经走出五百英里远了。当时他们尚未决定大队人马应该向何处去，而只有一个临时的目标：前往湖南南部的偏远农村。从那里有几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是向北到湖南西北部的一个小根据地；一是向西进入由军阀控制的地区。当然，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所策划和执行的这项行动，当时称之为“转移”，结果却变成了“长征”，足足走了一年，长达二万五千里。
在长征开始时，邓小平仍是《红星》报的编辑。军（应为主编。——译注）队出发时携带了大量装备，肯定也包括编印报纸所需的设备。但11月底，在他们横渡广西东北部的湘江时受到三面夹击，大部分装备被迫丢掉了。尽管如此，六个星期后，当军队在贵州省遵义进行第一次休整时，还是出版了一期综合性的特刊。邓小平一定参与了特刊的编纂。另外，他又一次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代替正在生病的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此处有误。邓颖超只担任过管理档案的秘书——译注）手上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1月15日到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使遵义闻名遐迩。正统的毛主义者认为，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实际上，会议的结果并没有这样明确。现有的资料表明毛泽东只是成功地促使参加长征的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大多数同意开会讨论江西的失败；并抓住这个机会作了精心准备的发言，抨击周恩来、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战略，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会上，或会议一结束，他就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核心机构，并在党内成为周恩来的军事助手。三周之后，他才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在离遵义很远地方召开的又一次更大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包含毛遵义发言主要观点的各项决议获得通过，党的高层人事进一步发生变动。曾在遵义支持毛泽东的洛甫接替博古成为“负责全面工作的同志”。曾在1933年解救邓小平并同样支持了毛的王嫁祥，成为正式的政治局委员。在军队中，毛泽东在3月份担任了新成立的前敌司令部政委，并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一直担任总司令的朱德曾经平静地接受二位文官和一位外国人的领导，现在同样平静地接受了新的变动。已经不受欢迎的李德被派到一个基层指挥部视察前线指挥情况。
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作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他一定在准备和发布各项决议中做了大量工作。在那以后，他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做。直到5月中旬在他（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多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译注）的家乡四川的会理召开了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止。在这次会上，发生了对毛的反击。尽管部队在月初成功地渡过了金沙江，但付出的代价是沿贵州和云南的西南部绕了一个大圈，路上大批士兵疲惫而死。一些高层指挥官抱怨部队指挥不力。但毛泽东击败了他们，在捍卫自己方面，他同在遵义会议上一样，所向无敌。
紧接着的整个夏天，是在毛泽东和张国焘间的谈判中度过的。毛泽东或多或少地得到江西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张国焘是第四方面军政委。第四方面军从1932年起就在四川一带活动，当时的兵力比第一方面军强五六倍。经过八个月的征战，红一方面军已经从七万人减少到不到一万人。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张国焘很长时间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因此毛泽东一点也不敢小看他。
当时有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处于抉择关头，最重要的就是这支汇合在一起的七万多人的队伍该向何方去？是北上向更靠近苏联的地区推进？还是留在四川？因为四川远离南京，政治上对它鞭长莫及。经过四次会次的讨论，最后制定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确立了新的指挥系统，以及把部队分成左右两军共同北上的计划。毛泽东坚持北上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张国焘替代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同时使整个红一方面军成为他自己指挥部的下属，由第四方面军的人分别担任司令和政委。
8月底最终达成的这些方案只维持了两个星期。9月初，张决定并下令整个部队转向南行。左路军的全体和右路军中他的部下听从了他的命令。但右路军的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颈导人拒绝服从。他们行使党的权力命令张国焘继续北进（“不得反对；不得拖延；不得违抗”）⑨，他们自己带领约五千人开始向北走。大约是在夏天，邓小平离开党中央来到红一军团宣传部。该部队在长征中一直由林彪领导。邓小平的任务是向林彪剩下的二三千名战士（原有一万八千人）解释毛泽东的军队的奋斗目标和理由。标志毛泽东与张国焘彻底决裂的政治局会议于9月12日召开，传达和解释会议决议的任务自然落到了邓小平的身上。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的部队要继续北上（毛提出目标是，在临近苏联的边界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然后再向东发展）⑩；红军队伍要进行整编，由彭德怀任司令，毛任政委（朱德和张国焘留在指挥部）；最后，红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毛的队伍在出发几乎整整一年之后，于10月18日抵达长城脚下小城吴起镇，结束了长征。他们来到了由一小支红军1931年就在西北开辟的小根据地，最终可以休整一下了。
在现存（大量）有关长征的出版物中没有资料提到邓小平曾遇到任何生命危险。他一直是政治工作者，因此没有参加战斗和任何志愿性质的攻击任务。这些由小队志愿者参加的行动是为长征的军事重点（有三次行动是夺取江河对岸的登陆点：最著名的行动发生在四川西部，有二十二名战士冒着炮火爬过拆掉木板的铁索桥，后来有十八名勇士活下来）。
然而，正像四年以前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远征一样，长征对邓小平也是一次严酷的考验。同样长期的体力消耗，同样恶劣的气候，同样为部队的粮食来源担忧。同样随时有受到敌人的袭击的危险。在长征后期，队伍两次穿越条件尤为险恶的地区。一是四川西部荒无人烟、冰雪覆盖的雪山，另一个是川西北部的大草地，很多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
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这支小队伍最终到达的是一个贫穷、偏远、人烟稀少的地区。偏远是一个有利条件。国民党的将领都不愿意把军队派到通讯条件不良、还离大城镇的地方。但贫穷和人口稀少可不是有利条件，军队招不到强壮的新兵，也动员不到群众支持红军。
这一地区属于华北和西北的黄土高原，面积比法国和德国的总面积还要大，这里的土壤都是强风带来的淤泥，肥沃但容易冲蚀。这个没有植被的地方气候恶劣。雨水稀少，但一下起雨来黄土就变成泥浆，洪水泛滥。春天，戈壁沙漠的劲风会带来昏天黑地的沙暴。
一开始，共产党把总部设在保安（现称志丹，以纪念1936年被杀害的一位当地领袖），这是一个全是黄土小屋的小镇。1936年，总部移至延安。延安四周有城墙，人口大概有二万人。今天，城墙已不复存在。但一座九层尖顶塔依然矗立。留下来的还有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窑洞里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宝塔和窑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宝塔象征着在艰难岁月中的骄傲和不屈，窑洞则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过着极具革命美德的艰苦生活，他们在延安的日子里，身体力行，勤奋、简朴和节俭。
第六章 山中一兵
1935一1945年
1935年8月1日，当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地方，正为会师后的军队到什么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而争论时，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宣言。自从1934年夏秋设在上海的党的中继站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后，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电台联系中断了。此时无论是毛还是张对这一事态的进展都一无所知。直到这年的11月底，也就是他们到达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