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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进行分组讨论会。在分组讨论会上，项英坐在一边心绪不定地听着大家的发言。
黄公略认为现在我军士气正旺，上下团结，求战心切。我们又有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加上地方群众的支持，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他一部，一定能打败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蔡会文也认为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没有信心。地方政府和群众同意在苏区打，反对中央红军退出红区。
林彪平时少言寡语，显得深沉，尤其是他那两道浓眉下的眼睛却有一股异样的目光。他的看法是在战略上主动退却，避其锐气是对的，但绝不是逃跑主义，战略退却和逃跑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他的观点很明显是毛泽东的观点。其他领导都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基本上认识趋向一致。项英虽没有表示什么，可他心中仍有疑虑。
在另一座民房内，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也在开碰头会，李韶九也挤了进来。他们认为项英处理“富田事变”的做法，完全是错误的。他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完全模糊了它的性质。王稼祥也认为“AB团”危害之大，是人所共知的。对于“富田事变”的领导和参与者，决不能手软。同时提出对李文林、曾炳春也要进行审查。
李韶九见中央代表的观点是支持他的，不无得意地说：“我过不了多久就要有一匹好马，有一条好枪了。”
顾作霖问他：“那个人是谁”？“谁？”李韶九却神秘地说：“那可是个大人物。”
是谁李韶九没有直说，他们也没有再问，后来他们的话题又转到这次军事行动上。他们三人虽不像项英那样锋芒毕露，但从心里是支持项英的。这一点，毛泽东和朱德俩人心中是清楚的。
会后，毛泽东来到朱德住处，同朱德就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进行商量。这一对老搭档彼此心心相印，每逢大的行动，都要在一起研究出具体行动方案，每逢遇到难处俩人总在一起商量对策。对这次反“围剿”的方针，有人反对，是早有预料的，尽管这样，面对反对的是中央派来的大员和中央派来的代表，深感压力重大。
俩人都感到事情很棘手，一时竟沉默不语。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说服他们，争取他们，是这次反‘围剿’成败的关键。”
朱德说：“《战前部队集中命令》已下达，20日方面军主力向龙冈地区集中。到达龙冈后，有时间分别再找他们谈谈，必要时，再开一次扩大会，统一思想认识。”
毛泽东同意朱德的建议，目前只好先按命令行事。
部队按着总部的命令开始行动。龙冈大山深处的山道上，树林间斜进无数个带光环的缕缕阳光，毛泽东、朱德同大队人马一起转移。
战士们见总部首长跟着部队一起行军，情绪高涨，都忍不住投过去一眼，并无声地招招手。毛泽东、朱德走热了，胸前的衣扣也解开了，停在路边借喘息之际同战士们打招呼。
天幕低垂，上弦月挂在西边天空。红军主力仍夜行在山林中，没有声音，没有光亮，只有脚步声。
在龙冈大坪，也就是第一次反“围剿”时抓到张辉瓒的地方。总部首长已先期到达。毛泽东、朱德、周以栗正拿着地图研究情况。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也来到了大坪上，望着身边走过的队伍。电台班在王铮的带领下，正在忙碌着架机器。
参谋处长郭化若已是代参谋长，他走过来报告情况，说“刚接到各路军的报告，他们都到达了指定的地点集中。”
毛泽东：“参谋长，你把东固地区的情况讲一讲。”这时项英也走了过来。郭化若指着自制的地图讲道：“东固四面环山。东南有‘狐狸十八歇’，南有大乌山和荒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西北是九寸岭，正北是钟鼓山和东固岭。
山上只有五条小道，易守难攻。东固的北面、西面、南面都有敌人驻守，并且挨得很近。“
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风趣地说：“东固有点像井冈山啰。
那五条小道不就是五大哨口吗？山高林密便于集结部队，利于隐蔽，易于封锁消息。命令部队再向西转移40里，到东固地区集中，隐蔽集结，等待时机，先吃掉王金钰部。“
项英听到毛泽东还要部队继续向西，迎着敌人前进，以为这是在冒险，是个人英雄主义。就不悦地说：“部队到东固集中，一旦走漏消息，就是三面受敌，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能拿几万红军的生命当儿戏。你这是在钻牛角！”
毛泽东早掌握了敌情，也了解敌人的战术。古人讲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也不客气地讲：“我们就是要钻这个牛角！将敌人对我军的大‘围剿’，变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变不利为有利，变劣势为优势，变弱为强。这个牛角值得钻！”
部队按照毛泽东的命令，集中在东固这个狭小的地带。大山深处的东固，一向平静，突然热闹了起来。
3万大军悄然云集到这个地方，伺机待动。可这万人的东固镇陡然增加了几倍的人员，供应问题顿时紧张起来。
在十二军军部，罗炳辉、谭震林也正在为红军的供应问题发愁。
罗炳辉军长为难地说出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东固本来就不富裕，加上敌人的多次抢劫，农民自己生活都很困难，一下子又增加了这么多的部队，供应成了大问题。从今日起，全军一律改三餐为两餐。”有人担心战士受不了。罗军长专门强调，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来处理。革命战士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经受考验。艰苦的环境、艰苦的生活也是考验。
罗炳辉是云南彝良人，原名叫罗德富，字宿星，1897年生，19岁从军，曾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和北伐战争，33岁那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也就是1929年。这一年的10月，他在吉安率领吉安靖卫大队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的6月被任命为红十二军军长。
谭震林政委补充道：“没菜吃可以上山挖野菜，下田逮泥鳅、摸田螺嘛。在我们家乡这个时候的野菜可好吃啰。只要把战士发动起来，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大家想想，咱们参加革命后，那一天不在和困难作斗争？”经这两位首长一讲，大家的担心和疑虑就没有了。
谭震林，湖南攸县人，1902年出生，23岁参加革命，2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第二、四纵队政委。1930年6月升任红一军团第十二军政委。他为人耿直，办事认真。
他还强调各部队要进行教育，约法“三章”，任何人不得违犯群众纪律。将令一出，各级闻风而动。他俩人布置好，就一同走出东固镇，沿着稻田地旁边的小河埂向前走着，河里的水不深，他俩老远就看见前面的小河里有人裤腿卷得老高正弯腰在河里摸东西，其中一个背后还背着个大斗笠，看不清是谁。俩人同时都琢磨开了，这是谁行动这么快？
罗炳辉、谭震林走近他们，看见河边放着的斗笠中装了不少田螺，一声不响地立在他们背后悄悄地观战，看看到底是谁。小河中的人聚精会神地在水中摸鱼，根本没有发现来人。突然，在水中摸鱼的那人站起来，高兴地叫道：“抓到一条鱼。”鱼在他手中乱蹦乱跳地挣扎着。
罗炳辉、谭震林同时惊讶地叫道：“老总。”
朱德满脸泥水，手里抓着足有一斤多重的鱼，开心地笑了。
谭震林既心疼又关切地说：“山里的水凉，小心生病。”
朱德的警卫员小王高兴地从水蹚中过来，从朱德手中接过鱼。
罗炳辉、谭震林俩人伸手将朱德从水中拉上岸。朱德却笑呵呵地说：“没那么娇气。”
罗炳辉说：“我们军刚开会布置下去，没想到总部首长，比我们想得早，行动得快。”
朱德指着东固镇说：“这么个弹丸之地，一下子来了好几万张口，粮、菜还不紧张？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更要体谅人民的困难！”
罗炳辉半批评半开玩笑地对小王说：“你这小鬼让老总下水，着了凉小心挨刮。”小王略带羞色，不由伸伸舌头做了个鬼脸。
朱德这才打量着他俩人问：“你们这是弄啥子去？”
罗炳辉回答说：“跟老总一样，搞生活自救去。”
朱德一听，脸上带着笑说：“生活自救？嗯，这个提法好！快去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