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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吉清：“傅院长，你应该劝劝主席，不要太劳累了。”
傅连暲深知主席的秉性，无可奈何地说：“劝也没有用。”
到了午饭时间，吴吉清双手端着江西出的土罐，放到傅连暲面前。此时傅连暲正坐在那里整理毛泽东的病历。吴吉清告诉他：“主席让我专门送给你吃的。”
傅连暲头也没抬，问道：“什么？”
吴吉清说：“鸡。”
“鸡？”傅连暲大为惊讶，抬头看看土罐里的鸡，最后盯住吴吉清的脸。
“为什么给我鸡吃？现在生活很艰苦，不用说吃肉，就是青菜也难弄到。应该给主席吃。”
吴吉清告诉他：“主席说你身体不好，专门让我买了炖给你吃的。”
傅连暲：“主席有吗？”
吴吉清摇了摇头。
傅连暲又问：“主席吃什么？”
吴吉清：“还是辣椒、酸菜。”
傅连暲眼睛一热，掉下了泪珠，十分感动。他心里想，自己以前曾患过肺病，身体弱，毛主席还记着。他自己身体刚好，正需要营养，可他还是和平常一样。这鸡，我怎么能吃得下去？于是就对小吴说：“这鸡我不吃，小吴同志，你端给主席吃。”傅连暲说着放到吴吉清手中。
吴吉清有些为难：“主席交代了的，一定要吃。”他放下后走了出去。
傅连暲望着土罐里的鸡，上面还飘着一层黄黄的鸡油，他发呆地望着。
毛泽东走了进来，傅连暲忙站起来：“主席，我身体很好……”毛泽东知道他要讲什么，笑着说：“你吃吧。吃吧。”
傅连暲见毛泽东一直望着他，不吃是不行的，他既激动又惭愧地拿起筷子。
毛泽东看着他吃了，才悄然离去。
转眼到了9月底，毛泽东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这一天，毛泽东正坐在桌前整理调查报告，傅连暲进来告诉他说：“主席，你病好了，我也该回医院去了。”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你先不忙走，我们买条鱼吃吃。
过几天我也回梅坑，咱们一块走。“
傅连暲知道这是毛泽东用自己的津贴买鱼给他补身子，就委婉地说：“主席，你工作忙，我不打扰你了，今天就走。”
毛泽东注视着他半天没言语，最后既像自言自语，又像对傅连暲说：“好，那就走吧，我们都会离开这里的。李富春也到总政治部报到去了。”
毛泽东把傅连暲送走了。
22。匆忙转移
在梅坑李德的住处里，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正在研究红军主力退却的有关问题。在研究到毛泽东的走留问题时，周恩来同他俩人产生了不同意见。这时的三人中心，开始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由于王稼祥较早地转向毛泽东一边，也就无形中退出了三人中心，而项英却加了进去。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组成了三人中心。临时中央搬进苏区后，博古认为任弼时反“右”不利，说穿了就是对毛泽东的无情打击还不够，没有很好地、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也被排挤出去。顾作霖在4月30日病逝后，李德、博古、周恩来成了新的三人领导集团。
博古见三人中周恩来有意见，问道：“项英、陈毅、陈潭秋、瞿秋白、贺昌五人留下总可以吧？”陈潭秋是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1896年生。1920年同董必武、包惠僧组织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曾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
1924年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并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后，先后在江西、江苏、顺直、满洲任职。1933年到江西苏区，就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粮食人民委员。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1899年生，有过很多别名，秋白就是其中之一。1919年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曾与郑振铎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赴苏联；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中共的五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武汉的“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后曾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28年6月又一次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会后留在了苏联。1930年9月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排挤出中央的领导地位。1934年2月进入苏区，任教育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职务。
周恩来对留下瞿秋白也提出了异议，博古说他有肺病，不能坚持长途行车，必须留下。周恩来也就没有坚持，表示同意。但他仍坚持：“无论如何，毛泽东不能留下来，要随红军主力西进。”
博古仍不表态，看着李德。伍修权将周恩来的话翻译给李德。他听后望着博古，也是一言不发。很显然，他们不同意毛泽东随军行动。
“毛泽东同志，在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扩大江西红区是有突出贡献的，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朱、毛红军，把毛泽东排除在外，不好向红军交待，也不好向世界交待。”周恩来提出了不留下的理由。
博古看到周恩来一再坚持，又顾及他在党内的威望，同时还考虑到毛泽东在红军的威望，只好勉强同意。“既然恩来同志一再坚持，我看毛泽东同志就随军行动，但要分开，不能随中央一起走。”
周恩来看到博古作了让步，就不再坚持如何行动的问题。
因此他说：“就这样定下来好了。”
博古记恨刘伯承反对他瞎指挥，因此提出：“刘伯承也要留下来……”
周恩来不等他讲完，打断他的话说：“刘伯承同志在苏联学习过，在军事上很有一套，我认为他应该随军行动。”
毛泽东随军行动的事定下来后，已经是10月初的事了。
红军要西进，除下大山雄关、深沟险壑、纵横交错的河流外，还要突破蒋介石大军的封锁拦截，首先遇到的就是粤军的拦截。这第一个障碍突破不了，红军西进就是一句空话。
陈济棠同蒋介石有矛盾，曾利用罗炳辉的舅舅派人来和红军取得过联系。周恩来就利用这一层关系，和广东方面取得联系，约好了联系地点，并亲自写一封信，派人前去谈判。
10月7日，两顶四人大轿在一个骑兵连的护送下，来到筠门岭哨卡。会昌筠门岭，是赣南连接南粤的雄山大关，有粤军把守山口。这里的守兵因接到了上级的事先通知，没费多大事，就移开障碍物，让这支特殊的队伍顺利通过了。
在他们通过筠门岭时，粤军代表杨幼敏、宗盛二人早已在寻乌某地的二层小楼前等候了。由于超过了约定的时间，他俩人脸上挂着焦急的色彩，不时的向前面的大道上张望。日近中午，远远看见前方有一队人马拥着两顶轿子向这里走来。
走在前面的一顶轿子内，是西装裹身的何长工。只见他鼻梁上架着墨镜，头戴草编礼帽，完全是一副阔少装束。他坐在轿内，随着轿子有节奏地颤悠，脑子里总想着一个问题。
“红军主力向西转移，要借道广东。我和潘健行受中央派遣，前来找陈济棠的代表谈判。结果如何，实难预料。万一谈判失败……”他一直想着谈判不成的后果。
在后面的另一个轿子里，潘健行装束的又像一个教授。他也在和何长工想着同一个问题。不过，他不像何长工那样焦急。他在白区工作时间长，同花花世界的各种人打过交道，有一定的应变经验和应变能力。
这队人马终于来到了谈判地点。骑兵连分两厢列队站定，两顶轿落下，从容地走出了何长工和潘健行。杨幼敏、宗盛迎热情地迎上前。四人略一寒暄，便匆匆进入楼内。
楼内的桌上早已备好了茶水。双方在座位上落座，何长工拿出周恩来以朱德名义拟的书信，交给杨幼敏。
杨幼敏拆视后，又转交给宗盛。双方便进行了实质性地会谈……
何长工和潘健行受领谈判任务走后，李德和博古在他的住处，加快了这一计划实施的进程。他们的这一计划瞒着中央的大多数领导，可以说，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严密。到了该揭盖子的时候，首先找来了项英。当项英走进李德的住房时，房内不像以前那样热闹，冷冷清清的仅是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李德见他进来忙让座于他。当他坐定后，李德把早想好的词全盘托出。
当项英听完了他的意见，沉默了好长时间。李德一直在注视着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