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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后院又起火的消息，被毛泽东和总部首长所掌握。
总部首长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人一起开会研究了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因势利导，果断地说：“蒋介石后院起火，很可能撤军，我提议红军主力再向西南转移，到兴国西北的均村、茶固为中心的山区集中，利用敌人的退却，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第三部 血沃红土（一）
1。赣南会议
一场秋雨过后，南昌百花州已不在是凉爽，反而是寒气逼人。蒋介石神情沮丧地坐在沙发上，头斜靠在后背，像是熟睡的样子。高参慌慌张张地来到客厅门前，连报告也没打，一阵风似地推门而入。
蒋介石坐在沙发上，一动未动，好像到了另一个境界。高参到了蒋介石面前轻声地说：“校长，东北军张学良将军发来的十万火急电报。”蒋介石慢慢睁开眼，慢条斯理地问：“张副司令来电都讲些何事？”高参告诉他：“日本关东军炮击东北军北大营。张副司令来电请示，如何应付？”蒋介石听后的一瞬间，突然起身，正欲发作，忽然他却愣在那里，尤如僵尸一般动也不动。稍许，他缓缓地坐下，小声地说：“这事早有预料。外祸是内患所致。电告汉卿，要他掌管好部队，大局为重，以忍为上。”
电报虽是发出去了，可蒋介石的心仍不踏实。第二日中午，蒋介石躺在床上正在午休，其实，他根本就没睡着。
高参又一次来到葛兴仁住宅，被侍卫阻挡在门外。
高参态度生硬地说：“我有急事要见校长。”
侍卫坚持道：“先生，三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他刚躺下，你忍心叫醒他吗？”
高参：“我有大事秉报。”
侍卫正在阻拦，蒋介石身穿睡衣出现在俩人面前。
“何事大声吵嚷？”
侍卫正欲解释，高参已趋步向前：“校长，张副司令来电，日本关东军今日早晨攻占了沈阳，同时又攻占了长春、抚顺、四平、鞍山、安东（今丹东）。张副司令请求率部还击……”
蒋介石愣了一会，思考有许，沉稳地说：“电告汉卿，要他不要意气用事，应顾全大局，决不可轻举妄动。”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机，蒋介石想的不是民族利益，还是如何消灭共产党，如何消灭江西的红军。
此时，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人员到了于都的平安村。在这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得悉“九一八”事件的发生，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沉痛。
在上海的中央已作出决定，号召全党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组织游击战争，打击侵略军。毛泽东要求江西苏区军民不仅号召民众起来反侵略，而且还要号召白军的士兵起来反侵略、反投降……
不久，毛泽东和红军机关到达了瑞金的叶坪。红军主力也推进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展开工作。由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鉴于中央指定周恩来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还未到任，项英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会议决定改由毛泽东同志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时过不久，形势急转直下，项英又被王明路线所左右。
11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是由中央代表团项英主持。由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开始受到排挤，把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了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经验论”，“极端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毛泽东同志受到了批判，并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设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又一次取代了毛泽东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成了站到前排的领导者，使毛泽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
叶坪村谢家祠堂西侧的两层小楼上，居住着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领导人。毛泽东同贺子珍和朱德同康克清居住在二楼。楼梯、楼道和房间的隔板全是木质的。毛泽东住在楼上东北的一个房间里。这天夜里，毛泽东正在马灯下起草文件。长期的劳累使他日渐消瘦，尤其是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令他大伤脑筋，加上又感风寒，有些低烧，时而大咳不止。贺子珍为他端来了一碗凉白开，让他润润嗓子。他感激地接过喝了两口，然后把那只浅兰细花碗放在桌上，摸索出一支香烟夹在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旧火柴盒里早已空空，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贺子珍心疼地说：“润之，你身体不好，就不要抽了。”她见毛泽东毫无表情的脸上没有什么表示，不由叹了一口气。她还知道，他有时抽烟不仅仅是来了烟瘾，往往有重大决策或是心情上有压抑时，习惯抽烟。贺子珍知道他最近心情不痛快，连续受到中央代表的批评，而且是前所未有。她简直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然而，毛泽东外表上依然平静如水。他愈是这样平静，贺子珍心里愈是焦虑不安。她无言地把马灯拿在手上，并且按下灯罩下面的机关，使灯罩上移，露出里面的火焰，双手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向她投去感激的一瞥，继而伏在上面把香烟点燃。
毛泽东抽着烟，在木质楼板上轻轻地走动。他虽然走得很慢，脚步踏得是那样的轻，楼板依然发出有节奏的轻微声音。那轻微的楼板声，不断地敲击着他那颗不平静的心。他又一次的想起了会议上的情景……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上，历史上称为“赣南会议”。
任弼时高深莫测地坐在显赫的位子上。他虽然才有28岁，显得是那样的深沉老练。他1904年出生在湖南的湘阴，16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先后担任过团中央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4月他同王稼祥、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到达苏区后，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组织部长。实际上他是三人代表的当然领导者。这次会议上展开的对毛泽东的批评，虽是有远在上海中央的指示，可他们也从心眼里瞧不起土生土长的毛泽东。项英是这次会议的组织和主持者之一。他先于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苏区，由于在处理“富田事件”上，同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受到中央代表的批评。项英认识问题快，弯子转得快，又得到了中央的信任。所以在批评毛泽东这个问题上，他是积极的。至于有没有上次在反围剿中，他提出转移到四川的主张被毛泽东所否定和说毛泽东的战术是“钻牛角”被驳回的因素存在，那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次会议上他的态度是明朗的，批评的措辞是严厉的。要说带有火药味的批评还要算顾作霖的发言。顾作霖年轻气盛。他是上海人，1908年生，17岁加入青年团，18岁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等职。到达苏区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等职。24岁的他正是血气方刚之年，干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他的讲话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他把中央的精神和自己的意见揉合到一起，拉着上海的腔调，把会议推到了一个既严肃又残酷的境地。现在的王稼祥，经过半年多同毛泽东的接触，尤其是毛泽东指挥反围剿的雄策大略，使十倍于我的敌人接连败北，壮大了红军队伍，扩大了苏区地盘，鉴于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他开始冷静地思考问题和判断问题。在这个会议上，他由于还没有认识问题的全部，也作了一些言辞较为温和的发言。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过报告后，就被剥夺了发言权，一直处在被动受批的局面。有些问题他也想不通，只是一个劲地在那里抽烟。朱德虽没有受到批评，可他的心里也不好受。谁不知道苏区红军里有个“朱毛”，假如“毛”的决策是错误的，他“朱”能脱得干系吗？然而，他却一点也未受到牵连，仍然是红军的总司令。
毛泽东把会上的情景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贺子珍见毛泽东手中的烟头快要烧到手指了，他还未知觉，忙提醒道：“润之，烧到手了。”
“哦。”毛泽东把烟头丢掉，并用脚踩灭。贺子珍十分心疼地说：“你心情不好，我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