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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打开局面。4月初，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10日，红军攻占龙岩。20日，攻占漳州，歼灭国民党守军张贞部约四个团，俘1600人，缴获大量物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办事，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4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5月20日．临时中央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虽然“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临时中央在信中要他们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对此，周恩来不得不作出检讨，而在军事行动上仍听取毛泽东的意见。7月21日起，他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他和朱德、王稼祥不赞成中央局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建议以毛泽东为总政委。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反对在后方的中央局要红军攻永丰城的意见，主张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争取群众，发展苏区、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敌人决战的条件。这一争论，发展到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10月上句，召开宁都会议。会上，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成员打着临时中央指示的招牌，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在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强调“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这种“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周恩来等都受到了批评。集中受到批评的是毛泽东。他们还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他维护了毛泽东。他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他“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坚持毛泽东应当留在红军中工作，为此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与原来情况相似，因为周恩来原来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对军事行动方针是具有决定权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则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赞成后一种办法。结果是会议通过了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这样，中共临时中央不要毛泽东管军事的意图，这时候终于实现了。
周恩来和朱德继续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1932年底，国民党军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围剿”军分左、中、右三路，其中由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约16万人，陈诚为总指挥。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约7万人。红军采取集中兵方，击敌中路的方针，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敌1万亲人，胜利地打破了“围剿”。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人中央苏区。从此，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9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剿”初期，周恩来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触怒了博古、李德。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诵、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调“围剿”军入闽对付他们。12月13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调红军主力入闽与国民党主力决战。李德等不同意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却将红军主力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方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周恩来、朱德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红军实际上由博古、李德指挥。周恩来曾经说自己到后方后，“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广昌战役后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主要是管军事，而且是徒有形式，实际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是丧失革命根据地，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8万余人，到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只剩下约3万多人。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有利于蒋介石的堵截，红军损失不小。蒋介石要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就在红军原定计划北去湘西的路上，集中十几万兵力，布下了一个口袋，而这时博古、李德却仍命令红军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就有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李德等参加。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18日，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不去湘西。这次会议的决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是长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博古、李德所犯错误的否定，是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迈出的第一步。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后，剥夺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周恩来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上的是非．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由朱德、周恩来指挥，“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渡乌江前，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指挥军事。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又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胜利，并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在长证过程中，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召开了遵义会议，另一件显中共中央和张国焘的北上和南下之争。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这时，南面是蒋系薛岳部队紧追；东面是众多的四川地方部队，派系庞杂，但与红军为敌是一致的；北面是胡宗南部队驻守松潘等地阻拦，但兵力尚未集结，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地区。红军会合后，兵力10多万，下一步向何处，是关键问题。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红军久驻，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并指出向南不可能，敌人已占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也不可能，敌人已在东面集结130个团兵力；向西条件更难，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同意这个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