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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这样，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些主要错误，就开始纠正。然后，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先后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对于停止执行立三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稳当妥帖地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纠正了错误，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
两年多时间中，在严峻的白区秘密工作条件下，周恩来正确地解决了上面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他不愧是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从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革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五、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7月时认为：“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
共产国际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回国来纠正错误的。
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三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东方部部长名义上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载袁准《才性论》一文，其以体用释才性，大体反映才性同，实际上管中国党。周恩来回国，走的路线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乘坐从柏林去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回国，在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后，细心谨慎的周恩来，利用火车停留的时间，同马基亚尔取得联系，再一次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有没有新的意见？
马基亚尔回答说，没有了，按照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办的，周恩来、瞿秋白等贯彻得很好。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六届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臼、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白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
可是，正当局面已经扭转，工作走向顺利的时候，共产国际看了李立三8月1日、3日在政治局的讲话记录，十分恼怒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于是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说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共产国际在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说是“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样，六届三中全会就被放到了调和主义的地位，周恩来、瞿秋臼遭到了责难，正确变成了错误。在中共中央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王明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写了《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形成宗派来反对中央，使党内十分紊乱，在臼色恐怖环境中处于极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后来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中共中央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之下。为了改组中国党的领导，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派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
周恩来、瞿秋白开始时曾进行申辩，说明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的精神召开的。后来看到情况已发展到中央破产、党内分裂的痛心局面，他们从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出发，就不再辩解也。”认为“道”与“象”一体，道寓于象中，两者不可分离。，接受国际决定，表示自己既已错误，应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希望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各方面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国际路线。由于中共中央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他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他的辞职未获允准。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处于万分痛苦中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
1931年1月7日，米夫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周恩来、瞿秋白被置于“被告”席上，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周恩来被继续留任，实际上是处于留职察看的境地，处境十分艰难。但为了党的统一，使大家认识在党内斗争中清除派别观念的重要性，他在发言中仍然坦率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困难时期，现在要加紧将它恢复与健全，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他尽量保护干部，维持党的元气。
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米夫、王明所控制，接着就向各根据地派出“钦差大臣”，中央向外派出一个人都要由米夫布置。在中共中央内部，王明压制周恩来。周恩来曾经向远东局诉说，但是王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后台，他的诉说毫无效果。周恩来极力保持住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和交通机关，不使王明派人打进来。例如王明曾经要派一个黄埔生黄第红到中央军委工作，而这个人实际上暗中已同蒋介石勾搭上。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截到了黄第红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拿给王明看，王明才没有话说。
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南京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后立即派人报告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安全转移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机构，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落了空。接着，躲住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要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提出了关于太阳起源的星云假说和，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擅自外出，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却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冒险到自己的寓所去观察联络信号，断定向忠发已经带人来搜查过，赶紧离开。从此，周恩来再难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定继续航行，于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都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纠正了当时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军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途择一个城市攻打。
接到回电，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打赣州。毛泽东表示反对，但多数通过。2月4日至3月7日，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只好撤回。
自此以后，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毛泽东不应离开军事的领导，而且对他言听计从。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提议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打开局面。4月初，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