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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专门委员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也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为大家制定了工作指导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专门委员会议上他提出的“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按照这个方针，我国从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时间里，只进行了33次核试验，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进行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定的1968年进行氢弹试验的目标。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我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最初只管核武器研制：1964年开始也管航天事业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要以此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并把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说：“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对于原子弹，他指出：要加速小型化，我们要真正制止核讹诈，就必须有自己的真正核威慑力量。在当时，要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核弹就必须能装在导弹上，否则是不行的。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了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试验，导弹装上真的核弹头，在自己国内从发射场打到降落地。聂荣臻亲自指挥了这次试验，试验获得了成功。
周恩来又提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也是他的用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思想。专门委员会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确定了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在1965年12月29日至31日的第十四次专门委员会议上，周恩来还明确提出要求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明年中程、高空、核弹头，有对空的、对航的、低空的，后年要出更大成果。”到1967年9月，我国防空部队终于用自己国产的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了下来。
也是在这期间，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研制攻击型潜挺。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成功，是周恩来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思想在科学实践中的丰硕成果。这项工作，我国是从零开始的。钱学森说过：“大家想一想，假使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那中国是什么国际地位？”
周恩来对每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都要亲自听汇报，找专家咨询，仔细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求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虑到，采取最可靠的保险措施。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小，成功率最高。后来，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中央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问题，井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这年11月的一次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应当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1974年三四月间，他带病最后一次主持专门委员会会议，审查并肯定了上海的核电站建设方案。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能够独立自主地顺利发展，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下也没有中断，并为大规模地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这是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与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十四、振兴中华提出四化
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我国的经济状况一天天好转了。
周恩来是多么希望经济建设能够稳步地、持续地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呀！在这个时期，他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周恩来正式向全国提出“四化”号召，是在1964年12月20日到1065年1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在这次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说：“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再早一些，1963年1月底，他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过：“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周恩来最早讲“四化”是在1954年。这年9月2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从1954年起，在以后的20多年中，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周恩来先后讲过七次，内容越来越完整。“四化”终于为全国人民家喻户晓。
50年代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周恩来一面认真地领导大家学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一面强调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他不断发现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搬照抄，指出不能说苏联怎么样，我们就必须怎么样，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分析研究，要有创造和发展。他当时提出四个现代化，就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跳出已有模式的开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新认识，是思想上的一个飞跃。
革命胜利了，怎样进行建设？苏联的经验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标准是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产值中达到70％。斯大林1933年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作总结，就是说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经增长到70％，苏联已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了。我国在革命战争年代，考虑过我国未来是要实现工业化的。毛泽东在1945年曾经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前夕，毛泽东又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也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那时，在这个草案里，提到的基本任务还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
经过三年恢复和一年建设的实践，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同志显然已在考虑“现代化”的要求了。周恩来1953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提到了“国防现代化”。这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也提到了“现代化”，并且讲了“工业化”同“现代化”的关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这说明当时的看法是，“现代化”是由“工业化”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