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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大革命和九三年的阶级生死搏斗的正确描写，是这部小说的基本价值所在。
雨果捍卫法国大革命，包括雅各宾派一系列正确政策的立场，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现出真知灼见。《九三年》以雄浑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历史面貌，是描绘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史诗。
不过，对于雅各宾派的所作所为，雨果并没有完全加以肯定。雅各宾派为什么会失败？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雨果也进行了哲理的沉思。在他看来，尽管一方面是刀光剑影，以暴力对付暴力，但另一方面，应有仁慈，要以人道对人道或非人道。他认为，雅各宾派滥杀无辜，没有实行人道主义政策，以致垮台。这一沉思表现在小说结尾。人们历来对这个结尾争论不休，难以得出结论，小说的魅力却很大程度来自于此。从艺术上看，《九三年》的结尾是出人意外的，同时写得扣人心弦。
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围困在图尔格城堡，他要求以被他劫走、作为人质的三个小孩来交换，请蓝军司令官戈万放了他，戈万断然拒绝。可是朗特纳克得到别人帮助，从地道逃了出来。突然他听到三个孩子的母亲痛苦的喊声：三个孩子快要被大火吞没了。朗特纳克毅然折回来，冒着危险，救出三个小孩，他自己则落到共和军手里。戈万震惊于朗特纳克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思想激烈斗争，认为应以人道对待人道，便放走了郎特纳克。特派代表西穆尔丹是戈万小时的老师，他不顾广大共和军战士的哀求，坚决执行“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便要处以死刑”的法令，铁面无情地主张送戈万上断头台。就在戈万人头落地的一刹那，他也开枪自杀。
西穆尔丹、戈万和朗特纳克是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他们之间的纠葛从政治观点的敌对，转化而为是否实施人道主义的冲突。雨果认为：“慈悲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朗特纳克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他已经走入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里来。在造成罪行之后，他又自动破坏了那罪行。”对此，戈万在沉思时发现，“一个英雄从这个恶魔身上跳了出来”，朗特纳克不再是杀人者，而是救人者；不再是恶魔，这个拿着屠刀的人变成了“光明的天使”；他赎回了种种野蛮行为，救了自己的灵魂，变成无罪的人。
小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像异峰突起，使矛盾达到白热化。如何处置与评价朗特纳克和戈万的行为，构成了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引起读者不同的看法。毫无疑义，与其说是戈万在沉思，不如说这是雨果的想法。倘若朗特纳克是个一般的保王党人或一般的叛军指挥官，他舍身去救三个处在大火包围中的小孩，那么这还是可以想像的。令人费解的是，朗特纳克是个异常冷酷的人，他出现时曾经毫不怜悯地枪杀蓝军中随军的女人，正是他劫走了三个尚不懂事的孩子，作为向共和军要挟的人质，也正是他要放火烧死他们，准备同归于尽。试问，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内心怎么还能容纳得下人道主义思想？他怎么会在一时之间改变本性，产生人道主义？雨果并没有描绘在这一瞬间，他内心的思想活动，因而读者也无从理解这一行动的可信性。不能不说，雨果没有拿出充分的依据去证明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或者说恶魔）是怎么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所以，朗特纳克返回去救三个孩子的行动，只是对作者的“慈悲心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这一观点十分概念化的图解。
至于戈万，他的行动倒是描写得有根有据伪。雨果早有交代，说他在打仗时很坚强，可是过后很软弱；他待人慈悲为怀，宽恕敌人，保护修女，营救贵族的妻女，释放俘虏，给教士自由。他的宽大不是无原则的，他曾对西穆尔丹说，他赦免了战败后被俘获的三百个农民，因为这些农民是无知的，但他不会赦免朗特纳克，因为朗特纳克罪大恶极，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罢。法兰西才是他的兄长，而朗特纳克是祖国的叛徒。他和朗特纳克誓不两立，只能你死我活。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与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称。例如，他认为路易十六是一只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他想逃命和防卫是很自然的，虽然他一有可能便会咬人。最主要的是，他认为“恐怖政治会报害革命的名誉”，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断头台来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必须做我们的敌人的敌人，胜利以后，我们就要做他们的兄弟。”这些话为他后来的行动按下了伏笔，虽然是雨果的观点，但与人物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戈万的行动同雨果对雅各宾派的看法有关，雨果对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是颇有微词的。在他的笔下，雅各宾党三巨头狂热多于理智，只知镇压，不懂仁政，语言充满火药味，浑身散发出平民的粗俗气息。他们所执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时也包含着弊病。戈万认为对旧世界是要开刀的，然而外科医生需要冷静，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共和国不需要一个“怕人的外表”。从这种观点出发，戈万放走朗特纳克是顺理成章的。应该说，雨果在小说里发表的见解既非全对，亦非全错。对于保王党人的武装叛乱和残忍屠杀平民的行为，革命政权只有以眼还眼，这样才能保存自身。但也无可讳言，雅各宾党矫枉过正，存在滥杀现象，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宾党的专政维持不了多久，连罗伯斯比尔也上了断头台的原因。据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考证，一七九四年，当局嫌断头机行刑太慢，便辅之以炮轰、集体枪毙、沉船，一次就处死几百人。因此，雨果提出胜利后应实施宽大政策，是针对革命政权的极端政策而发的，具有合理、正确的因素。但戈万之所以放走朗特纳克，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敌人也能实行人道主义，共和军就不能实行人道主义吗？这里，雨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观点集中表现为这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雨果将革命和人道主义割裂开来是错误的。革命与人道主义可以统一，而且应该统一起来。就拿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这是对罪恶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道的社会制度；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比起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贵族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要前进一大步。然而，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终胜利的紧急关头，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宽大无边的、绝对的人道主义，否则就是对人民实行不人道。以朗特纳克来说，就算他果真救出三个孩子，自己束手就擒，对于革命的一方来说，完全可以根据他的情况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决，而不一定非要处以极刑。当然，共和军不会这样处理。但是，放走了他，后果会怎样呢？
他必然与革命政府为敌，再次纠集叛军，攻打共和军，屠杀无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从效果来说，戈万放走朗特纳克的行动，对人民来说，是不符合人道原则的。以上分析说明，无论雅各宾党，还是雨果本人，都未能处理好革命与人道的关系问题。
西穆尔丹是作为戈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虽然他也是一个革命者。小说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身。尽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爱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个病人喉部的脓疮，可他决“不会给国王干这件事”。他认识到革命的敌人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没有人看见他流过眼泪，他自认为不会犯错误，别人无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虽然崇高，“可是这种崇高和人是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峭壁包围着。”他忠于雅各宾党的信条和各项恐怖政策，他向委任于他的国民公会保证：“假如那委托给我的共和党领袖走错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