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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遗失……”这表明信是中共“六大”产生的“新中央”写来的，而且是半年来第一次能够送到毛泽东、朱德手中的指示信。这封信，史称“二月来信”。来自上海的指示信提出，“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信中作了具体的规定：“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决不宜在任何时候竖起一个集中的目标给敌人攻击。”这些来自上海的指令，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他当时很久未收到红军报告，不知具体情况。根据毛泽东这一年半以来实际斗争的经验，这样的分散兵力是绝不许可的，只有集中兵力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这些代表中共中央下达的指示，简直是在乱弹琴！“二月来信”中还有一段，是要朱、毛离开红军，以减小目标。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会有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面对这样的中央来信，毛泽东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言：“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那时，毛泽东所说的是那“喝米汤的”湖南省委瞎指挥；如今，中共新中央仍在那里乱发号令。
毛泽东只得据理申辩，于四月五日代表前委致函中共中央。
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头，就不客气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
了。”
毛泽东写道：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②《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毛泽东强调，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是成功的经验。至于要朱、毛脱离红军，毛泽东是这样答复的：
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龙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②与此同时，彭德怀也给中共中央写信。信是四月四日写的，这是他头一回给中共中央写信。写毕，他把信的原稿交给毛泽东，抄件交给地下交通员带往上海。
彭德怀在信中，赞同毛泽东的见解。他指出，“在反革命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则气虚胆小”；“这种严重时期，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万万不能采藏匿躲避政策，就立刻上了被消灭之极途”。好不容易，总算回复了中共新中央的“二月来信。”
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商议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这时江西的形势，跟四个多月前大不相同，如毛泽东在给中共新中央的信中所言：“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彭德怀主动提出，重新打回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表示赞同。于是，红五军和红四军在会师之后，又分手了。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误杀袁 王使井冈山得而复失
彭德怀率红五军从井冈山打到瑞金，花费了两个月。如今回井冈山，却非常轻松，沿途除了在信丰跟数十名靖卫队打了一次小仗并全歼之，竟然没有见到敌军的影子。从瑞金回井冈山，轻轻松松，只走了十天就到了。
红五军的队伍也今非昔比，扩大到近千人，全都穿上了新的单衣军服。党代表滕代远伤愈，归队了。一到井冈山，不论是湘军还是赣军，早已撤了。山上一没有吃的，二没有住的，何况蒋介石和李宗仁桂系军阀开战，湘军、赣军都回防了。忽地冒出一支队伍，欢迎红五军。那是王佐的部队。王佐不愧为“山大王”，在白军占领井冈山时，他带着队伍躲进了老林。从黄洋界跳崖的李灿，带着残部和他会合。
随彭德怀一起回到井冈山的姚哲，曾写下这样目击的惨象：“这时茨坪的房子被敌人烧光了，到处都是尸体，在一个浸纸浆的池子里就看见好几具尸体，尸体的手和脚都烂了。我们在茨坪住了一晚，山上下来了一些老百姓，他们的脸也没有洗，头发、胡子都很长，苦得很，一见我们都哭起来了，我们纷纷把自己的衣服、布和毛巾等东西送给他们，并且将带来的银元，每人发给一块钱。”袁文才也在山上，却躲了起来，不敢见彭德怀。其实，袁文才没有参加守山。当时，他被调离三十二团，担任红四军参谋长，一直跟毛泽东、朱德在一起。当毛泽东率红四军到达吉安东固时，他听说井冈山失守，记挂家乡亲属，就开小差跑回去了。到了井冈山，他找到了王佐，躲在王佐家住了下来，生怕上级知道会杀他的头。
虽说王佐跟袁文才是“铁哥们”，他还是把袁文才开小差之事报告了党代表何长工。何长工找袁文才谈话，给了他口头警告，同时又安排他担任中共宁冈县委副书记。这样，袁文才的情绪总算稳定了。袁文才开小差，固然不对。但是，他产生异心，却也是有原因的——那便是中共“六大”文件中的一段话。当那些“衬衫文件”运到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在传达时，特地删去了那一段话。袁文才风闻此事，想方设法弄到了文件的全文，看到了那段话，使他大吃一惊。那是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原文如下：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一段话，明显带有“左”的色彩，所以毛泽东不予传达——这不仅仅考虑到袁文才、王佐在场，而且还在于毛泽东一开始对这两位“山大王”就采取团结、信任的态度。
袁文才的文化水平比王佐高，有政治头脑，所以当他听说一点风声，便非要弄到原文不可。看罢心惊肉跳。好在毛泽东跟他已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相信毛泽东，但是他担心天长日久，万一有变，那便不堪设想。袁文才把偷看到的文件内容，告诉了王佐，王佐也顿时脸色骤变。在“衬衫文件”到达井冈山时，就有人主张杀袁、王，说是执行中共“六大”的决议。但毛泽东坚持反对，反而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仍有不少人持异议，杨开明便是其中的一个。一九二九年一月，他前往上海代表前委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便在他的报告中写道：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称为“特别党员”。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的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
杨开明所说袁、王“信仰个人”，其实便是指信仰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