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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第一个转变
这位曾老师真的是一个具有热忱的好老师。他常常在放学后，叫我到老师的宿舍里，替我补习数学。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奠定了我数学的良好基础，也是我未来能成为一位经营事业很有成本观念的老板最大的原因和先机。
因为家里贫穷，我根本没有钱缴补习费。后来我想到一个感谢老师的好点子，那就是我常到山上抓野兔、山羌给老师，以报答他对我的特别照顾。曾老师虽然并不想收我补习费，但看我一个傻小子兴致勃勃提着礼物来，也就勉为其难收下了。
我常常想，老师对于学生的用心，学生们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而老师对我的用心我更是深深了解，否则在我几乎忙得喘不过气来的童年岁月里，怎么还抽得出时间在上课之外的余暇去老师家补习呢？当年，在我为老师准备另类“补习费”的纯真行为里，更是隐藏着一个乡下野孩子想要读书的强烈渴望。我是多么希望有朝一日真的能和令人敬佩的曾老师一样，脱离悲惨的环境，变成一个人人尊敬的好老师，终结我家世世代代在矿坑中打滚的命运。终结世代矿工的命运所谓近朱者赤，在遇到曾老师之前，我虽然成绩不差，但从来没有想过升学之类的事。每天除了为生活奔波，我就一心想着小学毕业后替爸爸下矿坑赚钱；其他友蚋村里的小朋友，也都没有想过继续接受教育的事。
但曾老师仿佛为我开启了另一扇窗，他让我看到另一个可能：原来，我可以有一种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未来。于是，我开始认真学习起本来不太在意的学业，而且成绩不仅突飞猛进，更上一层楼，还遥遥领先其他同学。
教育确实是重要的，如果不是曾老师的启发，我不会知道世界的其他面貌，或许我这一辈子汲汲营营，也无法脱离世世代代身为矿工子弟的悲惨命运。我这一生中影响我最大的是曾老师，对他我一辈子感恩，因为有他的教导我才能顺利完成学业，不断激励自己走出矿工儿子的宿命；也因为曾老师一直鼓励我好好念书，所以我才会出国念教育硕士，取得讲师的职位。
曾老师自己一样也相当上进，一路从教师、训导主任一直到小学的校长。不过，过多的应酬却造成他健康严重恶化，有一次他陪官员喝酒，大家要他喝掉半瓶的花雕。应酬回来曾老师大量出血，送到中心诊所，输了1800CC的血，就这样过世了。恩师过世我非常难过，除了帮他料理后事外，师母说希望能有个稳定、有保障的工作将两个小孩养大，我也希望能帮上一点忙。
由于师母没有公务人员资格，要到学校工作非常困难。我四处打听的结果，发现台北女师专（台北女子师范学院前身）有一个职员的缺，只要由校长直接聘任，就可以取得公务人员的资格。不过这个职缺有252个人在排队，其中不乏许多政要的儿女都在争取。当时我在台北市“议会”当助理，我发动十几个市议员到市长办公室跑了十多趟。不过没有什么结果，但我不放弃，不断和教育局长及市长沟通。我想真情感动天，我一定可以克服这个困难。每个礼拜有三天，我都会跑去当时台北市杨市长的办公室，等他回来，请他给我五分钟，帮曾师母争取这个机会。就这样，因为我的锲而不舍，来来回回我跑了58趟，杨市长终于被我感动。他说我这么有心，为了一个人跑了五十几趟，再怎么样都不打退堂鼓，他非常感动，一定会排除所有困难帮我安排。后来曾师母果然顺利进入台北师范学院任职，这也是我对曾老师感恩的回报。
如果我和村里的矿工一样，不思考生命的其他可能，不发挥我生命的潜能，是不是也会一辈子就在那暗无天日的矿坑里工作，受工头欺压，最后赌博喝酒耗掉健康，然后在点燃一支烟所引起的瓦斯气爆中粉身碎骨，结束我的一生？
感谢曾老师，感谢村里的矿工叔叔伯伯，你们用自己做范本，让我懂得选择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
转变阿爸的眼泪
在考上基隆中学的庆祝宴桌上，我第一次看到阿爸流下了眼泪
在曾老师的鼓励下，本来只懂得为三餐奔波的我，开始把学校的功课认真当作一回事。就算家里的事再忙，我也舍不得缺席一堂课；放学后，更是一定准时到曾老师的宿舍报到，向老师请教数学问题。
我想，数学对我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我从小为了家计就自己想办法做生意，几斤几两多少钱，都要算得清清楚楚，一点也马虎不得。而吃一顿不知道下一顿的着落在哪里的生活，更是让我每花一分钱出去都必须精打细算，才不致透支。再加上之前我提过，矿区里工头常常乱算工资，摆明了想讹诈矿工的钱；矿工没钱时，又必须向他们借利息多得吓人的高利贷，如果我没有努力学习一点数学，家里大伙儿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恐怕全部会被工头强取豪夺得血本无归。
父亲以沉默代替鼓励和支持
那时候，友蚋小学每年级只有两班，一班才十多个学生。由于外地的老师不愿意来我们这个乡下地方，所以我们常常缺老师，一个老师带的班级可能有五班之多，教学质量相当低落。而矿区的孩子爱念书的少之又少，多半的家长也不鼓励家中子弟求学。家中如果出了一个爱念书的小孩，常常会被骂：“读册读册，越读越恻！”这句话翻成闽南语的意思就是说：“念书没有用啦！反而会为家人和自己惹烦恼。”如此一来，就算是再有天分的孩子，经过长辈不断的挫伤和打击，也通常会放弃学业。
说起来，我的父亲算是和村里其他的矿工比较不一样的。因为身体受伤，工头很少排班给父亲。印象中，卧病在床的父亲看到我在念书，通常都是沉默以对，虽然不称赞却也不会口出恶言批评。其实，这对我来说，已经算是一种无形的鼓励了。我想，在那个大家都穷，都觉得没有任何出路的年代，可能其他做父亲的人，也是因为自己无法走出矿坑而自暴自弃，把脾气发在下一代身上吧？
在友蚋村里，我们许多人的家族都是从清朝就开始挖煤的矿工，仿佛封建时代一样，世世代代都是矿工，逃离不了悲惨的命运。
如果不是因为曾老师，试想，在周遭亲友邻居都是矿工的环境下，我怎么看得到我在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
那时，我一心一意想成为像曾老师一样的老师，在学业方面非常努力。可是由于当年家里晚上没有电灯，点油灯又嫌浪费钱，所以大家通常天色一黑就早早上床睡觉，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功课。为了能在晚上看一点书，我记得我偷偷存了好久的钱，买了一支简陋的手电筒回家，好让我晚上躲在被窝里读书。
有一次，我又像往常一样用棉被蒙着头在床上看书，没想到父亲竟然走到我的床边，冷不防地掀开我的被子，让我吓了好一大跳。
当时我心里想，完蛋了，这次爸爸铁定会臭骂我一顿。可是爸爸看到我拿着手电筒的狼狈样，又看到我摊开在床铺上的课本，他那因为久病而腊黄的脸，在微弱的手电筒灯光下，似乎也泛出一丝感到安慰的光彩。只见爸爸欲言又止，话到了嘴边又吞回去，最后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样看书对眼睛不好”，就回房去了。
第一位考上省立基隆中学的矿工之子
虽然我并没有受到阿爸言语上的称赞，但在那个长辈的情感表现都很含蓄的年代，父亲的举动已经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了。小学毕业后，我参加初中考试，不仅拿到全校第一名，还成为友蚋小学自从创校27年以来第一位考上基隆中学的学生。除了几年来义务替我补习的曾老师感到非常光荣，连校长也乐得合不拢嘴。
由于我金榜题名是村子里的大事，校长决定在学校的操场开两桌席，宴请成绩优秀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
之前我提过，父亲手艺极佳，所以村子里大小的喜庆丧葬宴席，多半都是请他去桌的，而阿爸办桌也常常不收酬劳，纯粹是义务性质替村民安排风风光光的酒席。印象中，别人家里有事，父亲总是跟着忙东忙西，不得休息。直到我考上初中，爸爸才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当一次座上嘉宾。
我还记得校长办桌那天，爸爸穿上他最好的一套衣服，很早就入座了。神色略显腼腆的他，听到别人恭喜我考第一名时，虽然努力想要装出一副不在乎的神情，却仍然难掩心中的得意。
阿爸流下的眼泪
等到校长端着酒杯过来向父亲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