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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戏。
在“文化革命”中，邓首先考虑的是他残废的长子的身体状况和切身福利。一九七一年，他获准把受伤的朴方带到江西。此前，朴方一直住在北京北郊的一所福利中心，生活条件很差，躺在床上，编织铁丝篮子，挣一点钱。接到江西后，在没有充足的医疗设备的情况下，邓夫妇和邓的继母尽力照顾这个年轻人。卓琳尽管自己身体不好，还亲自看护她的儿子。邓给他按摩，并帮他洗澡。以后，邓开始请求当局把儿子送到北京，以便得到适当的治疗。直到一九七三年，邓朴方才获准由他妹妹毛毛陪同去北京。最后，邓终于通过中国当时在纽约联合国的代表黄华的帮忙而得以将邓朴方送到美国去诊治。美国医生说，邓朴方的治疗耽误太久，下肢已无法康复了。他现在担任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理事长。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邓和夫人被召去参加会议，听政治报告。自一九六六年他们被捕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时，邓朴方和毛毛都已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了。当邓和夫人由武装警卫押送回家时，他们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卓琳向毛毛示意，毛毛跟着母亲来到厨房。在厨房里，母亲悄悄地在女儿手上写了四个字：“林彪已死”。
一九七四年二月，邓小平被召回北京，漫长的毛时代行将告终。“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它的破坏性甚于一场战争，工业颓于崩溃，教育被取消，党被搞得四分五裂。刘少奇等许多人都死了。毛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思维和情绪不稳定。他的夫人江青及其“四人帮”同伙暂时受挫，但准备卷土重来。周恩来患了癌症。
毛再次求诸这个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本来，毛完全可以象他对待刘少奇那样把邓打得稀巴烂，或者象贺龙那样，最后被人折磨死。但是，毛没有这样做。他把邓找回来，说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说他从来不会不加思索就直接处理问题，而是设法解决问题。他处理难题负责任。毛还说，邓是个好战士，懂得如何与俄国人斗。象邓这样的人才十分难得。
随着周恩来的体力逐渐衰弱，邓接管了越来越多的事务。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担心，他们说邓步子迈得太快了，太缺乏耐心了。邓希望中国走上正轨。他感到时间紧迫，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中国已发生的一切，他知道谁已被害、谁受了折磨以及哪些能干的将军和政府官员仍被关在监狱里，他了解人们已付出的代价，正象他自己家里所付出的代价一样、他知道抓革命不搞生产这种荒唐的做法对经济的破坏，他知道军队迷失了方向，他知道仍然潜伏在毛身边的“四人帮”正在用他们的恶毒思想来影响这位老人的意识，邓深知这一切的危害。
尽管邓聪敏能干，但他无法拨快时钟。由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的去世，以及后来人们为悼念周而爆发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四人帮”再次把邓拉下马来。但时隔不久，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倒台了。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说服和激烈的争论，他再次掌了权。
这就是掌握中国前途的人。他顺乎天意、人心，为履行他的职责，他不仅花了精力和发挥了独创精神，而且实践了他在新建县步兵学校院子里一晚又一晚散步时所构筑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这些思想说来也很简单。首先，使国家重新走上轨道，把“四人帮”及其支持者压制下去（因为他们毕竟曾获得党内多数人的支持）。整顿军队，使工厂‘恢复生产，让年轻人正常上学，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找回来，为他们平反昭雪，让他们在社会上发挥有益的作用。
然后，再争取实现最中心的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使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中国之外的许多人，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人都认识不到这项目标的艰巨。靠小窍门或“大跃进”一类的口号是不可能实现这项目标的。中国什么都需要：技术、科学、教育、消费品、食品等等。它还必须制止人口增长，才不致淹没在婴儿的人海之中。它必须使农业增产，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对于这些任务，邓小平思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戳穿了一切蜘蛛网，使他看到了——他带上台的人也看到了——一个没有旧框框的中国真相。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毛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但是，此时他们开始公开说，共产党宣言己发表一百多年了，马克思研究的社会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而且马克思也从未研究过中国，他怎么可能对一个他所处的十九世纪无法想象的技术超级世界提供答案呢？ 列宁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沙皇俄国，而那与一九八五年的中国又有什么联系呢？ 毛了解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中国封建农民社会，那也过去很长时间了。
然而，现在已是一九八五年。世界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前进。中国也必须有超音速的解决办法。中国必须寻求现实和答案。它再也不能靠口号和空话过日子了。正如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必须随着时代发展。”
这是令人兴奋的想法。仓促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很容易的。老一辈的党员同志不能理解胡耀邦总书记所说的“新长征”。随着邓小平让那些参加过长征的杰出老人退休运动的开展，军方也越来越急躁不安了。
但是，年复一年，邓小平的劲头越来越大。他在位于中国渤海湾海滨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水中游了一会儿，接着对他的朋友说，他感到精神抖擞。他说，“我的任务是设法活得长一些”，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中国。
邓在他的新长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这就是年轻的一代，特别是象他家那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轻一代。中国的青年一代和老一辈人之间的关系，从未象现在这样因共同的经历而变得如此密切。不仅象邓这样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年轻一代引进了新思想、新见识，他们的许多新思想和新见识出乎意料地来源于美国。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在美国学习。如果现在中国的制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业、利润刺激、个体化和企业家精神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回国后，向他们的父母亲介绍了他们对西方的亲身感受。
在进行新长征的同时，中国实行了邓小平所说的“开放政策”，经济、技术和贸易实行开放，学习外国文化，其他思想体系和学习外国的技术，使中国得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创造洋为中用的方法。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开放政策”不象中国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事实并非如此。在唐朝（公元六一八年——九零七年），当时中国的首都还在长安（今天的西安），中国号称有多达一万名外国人，这个大帝国的繁华首都里能看到各国的男女专家、艺术家、商人、学者等等。随着最后一个朝代清政府的衰败，孤立主义、闭关自守、排外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来都不是内向的。它向中国境外，向海外——向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汲取各种思想和启示。
正如历史学家李锐所指出的，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态度。毛“对西方不感兴趣”；他的社会比较封闭，更符合前清的传统。邓则相反，他如饥似渴地寻求新思想，对中国从西方获得的新东西非常感兴趣。
自长征结束至今已有五十年了，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长征已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意识，使这个国家出现了许多世纪来所缺乏的精神与团结。它甚至证明了其威力足以克服毛泽东本人晚年可怕的异想天开，从而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一条毛根本不会选择的道路，但目前人们对长征的认识还是很不完整的。也许中国人会说，再过一二百年，我们也许能真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次长征。眼下我们可以象中国那样来看待长征——这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
编后记
本书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今年已七十八岁。在他漫长的记者和创作生涯中，曾为反映现代战争而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的足迹深入到苏联卫国战争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