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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所谓的“三胡”之一，他与胡克实和胡启立同是共青团的三个最高负责人。他被隔离至一九七四年。随后可能是由于邓小平的推荐，担任了党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后来又当上了党的总书记。
陈毅受攻击时是中国外交部长。疯狂攻击他的红卫兵们实际上图谋夺取外交部的大权，进而整倒周恩来。在一次批斗会上，一群迫害狂嚎叫着把一顶高帽子戴在陈毅头上。陈毅请求准许他赴约去见法国大使。他摘下那顶高帽子，要红卫兵妥为保存：“我肯定还用得着它。”说笑话救不了他，他丢了官，失去了自由，身体也垮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逝世了。医生开具的死亡证明书上说他死于癌症。两年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不管医疗结论如何，陈毅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夫妻都是死于被称为“文化革命”的这场瘟疫的。
毛身着睡衣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他喃喃地说：“陈毅是个爱国的好人，是位国际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毛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谁也猜不透。当年陈毅率领将士在瑞金附近的山区活动时，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断头今日意如何？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那一天、却无人来吟诵这首诗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头号对象就是他本人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在中南海大院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住宅紧挨着毛泽东的住宅。七月十二日毛畅游长江：刚回到北京，刘即漫步走到毛的房前，想同老邻居谈谈，却被警卫挡在了门外。他又打电话，没人接。刘的住房有一扇窗户对着毛喜欢散步的那条小径。刘坐在窗前，从清晨直至黄昏，等毛出来，但毛一直没从那儿走过。
刘少奇有一大家子人。他的儿女被卷入了红卫兵运动的漩涡，没过多久他们便惨遭毒打。他的大儿子和大女儿被流放到中缅边境，大儿子在那里死于非命，大女儿则被关进了牛棚。他的二儿子刘允尧被关进监狱。年仅十岁的小女儿也遭到同学的殴打，不准她上学。他的三儿子源源和源源的朋友（ 是正受迫害的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儿子 ）身无分文，想去血库卖血，竞遭到了拒绝。他的三女儿平平也被监禁起来。
刘少奇及其家人所遭受的屈辱和折磨罗列起来恐怕能写成—本书。他的子女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北京的《工人日报》于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五日发表了这封信。信很长，但比原信要短得多了。刘的遗孀正在写一本关于刘少奇的书，但只写—九六零年刘在湖南宁乡度过的那四十四天的情况。刘在宁乡的老家距离毛的家乡只有三十多英里。那时刘少奇也正在设法了解农村的情况，对毛的大跃进、公社化等政策的后果进行评价。
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试图通过电话和刘少奇及其家人保持联系，后来红卫兵闯进来扯掉了刘的电话。周告诫刘一家不要离开中南海这一受保护的区域。但红卫兵设圈套将刘的妻子王光美骗了出来：他们骗她说，刘平平受重伤已送进医院。在斗争会上，他们给王光美穿上一件衩一直开到臀部的古怪旗袍，并在她的脖子上接了由许多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他们还用小红书（毛的语录）袖打刘少奇的脸，打得他脸颊出血。他们拿走了刘的安眠药，刘只好彻夜不眠，他们把王光美关进丁北京西山的秦城监狱。毛的遗孀江青和“四人帮”成员现在被关在那里。
王光美的一项罪名是她的名字中有美国的“美”字，而她的哥哥王光英的名字中有英国的“英”宇，显然她是美国特务。实际上光美这个名字的含意是“光荣之家的美丽妨娘”，而光英的意思是“光荣之家的英杰”，都是非常典雅的传统的中国名字。确实，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人努力想把“亚美利加”一词译得讨人喜欢，故译为“美国”，即美丽的国家；把“英格兰”译为英国，即英雄的国家。但对王家来说，这些名字还有另一层特殊意义：王光美的父亲曾任中国的外贸部长，王光英出生时他在英国，而王光美出生时他在美国。这样，这些名字才有了这一层微妙的含意。
刘少奇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彻夜不眠，耀眼的灯光把他的房间照得雪亮（ 而他的妻子却被关在一片黑暗之中 ）。一九六九年十月，按照林彪的命令，衣衫不整、重病缠身的刘少奇被用飞机押解运送到河南开封，关进了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他被扔在地下室的地上，陷于半昏迷状态。当时他正患着肺炎，而从北京押送他来的看守人员却带着他的药品飞回了北京。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去世了。他躺在水泥地上，数月未理的头发已有一尺多长，口鼻都变了型，嘴角流着血。他的死和死时的情景在多年之后才得到公开的承认。
这场苦难开始前不久，正在养病的刘少奇曾对于女们说：“要是马克思能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就能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人经常半真半假地设想马克思正在九天之上俯视着整个世界。
刘少奇和他的同志们都未觉察到，俯视着他们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毛。正如毛所写的那样，他冷眼看着全世界，看着大地和海洋。
令人费解的是：毛的目光在庐山上为什么变得如此冷峻了？ 他为什么要残酷地整起自己长征中的同志而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呢？ 长期以来，他们不是一直在共事吗？
今天中国没有人能简单地回答这一问题。一位聪明的过来人说，答案也许是因为毛坚信“破”是社会变革的根本手段。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毛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曾在杨昌济教授的指导下学过弗雷德里奇·泡尔森的《伦理学》，他在自己的那本书的空白处这样批注道：“我们急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旧世界的毁灭，必将导致新世界的建立。新世界难道不比旧世界更好些吗？”
一九二零年，毛潜心攻读佛学哲理，“破”的原则便印入了他的脑海，并扎下了根。他深信“破”本身就是可贵的。
参加过长征的中国人都认为“文革”的混乱局面不是偶然的。导演这场运动的正是毛本人。是的，林彪、江青和“四人帮”起了作用，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并未超出毛谋划的范围。
这些参加过长征的人也不同意西方关于毛发动“文革”是为了夺回个人的权力的观点。他们相信毛从来就没有失去过权力。
他们认为，发生的一切是因为毛对革命急于求成。毛觉得中国的变革不够快，也不够大，旧的东西根深蒂固。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并未出现。他开始出击了，他发动了百花齐放运动、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他试图使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他一道搞一场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世界革命大进军，但未获成功。他的种种努力无一奏效，他越来越感到失望。健在的长征老同志说，毛是个非常激进的人、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激进程度有增无减。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中国通伊文恩·卡尔森对毛及其革命十分了解，他曾说过：“毛是幻想家，是一个天才。他比他所处的时代要先进五十多年。但他是个危险的人物，因为他的许多计划都是不切实 际的。”
毛从这些失败中汲取了一种教训，而他的同志们则汲取了另一种教训。庐山会议前，他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重游了故乡韶山，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这是他三十二年来第一次回老家。毛知道农村并非太平盛世，他知道彭德怀这个直筒子老兵也去过湖南，井以挑剔的眼光巡视了一番。而韶山地方当局可能为毛布置了一个假象。不管是什么原因，结果是他回来后写了“遍地英雄下夕烟”和“别梦依稀咒逝川”的诗句。
彭德怀看到的是混乱和灾难，毛看到的则是“稻菽千重浪”。他愈发凶狠地把心中的怒火发泄在他的老战友身上。
人们不禁想起这与斯大林的情况多么相似。斯大林在三十年 代搞掉了老布尔什维克。清洗是不是这两家共产主义制度的共同 点呢？ 这是否证明艾克顿勋爵的一句名言，所有的权力都导致腐化，而绝对的权力则导致绝对的腐化呢？ 这种说法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在认真研究了俄国和中国革命都具有的偏执狂特性之后，尤为如此。斯大林的多疑，早年在家乡格鲁吉亚时就表现出来了。毛则早在江西便进行过清洗。
但有一位熟悉毛的中国人却不同意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