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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面军一路驰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偶而有几架国民党的双翼飞机懒洋洋地在他们上空盘旋侦察。
他们到达丽江时，那里举行了一番庆祝。当红军穿过这个汉族和纳西族混居的镇子时，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人们象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欢迎贺龙和肖克。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和在毕节一样，丽江也有一位出名的清朝学者，名叫和松樵。他不是翰林，而是进士。他曾经是孙中山的部下。他和丽江县长王凤瑞商量之后，决定欢迎共产党人通过县境。王自己跑到山里去了，等贺龙和肖克走后才回来，他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他是军阀龙云的门徒，但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继续做事，而且升任了高职。一九八四年时，他还在世，是年已八十四岁的老翁了。
四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选择了渡江地点。沿金沙江四十英里的一段距离内有五个主要渡口，大部分部队是从石鼓过的江，这里江面平静，有平展舒坦的沙滩。贺龙的部队四月二十六日开始过江。肖克的部队走了四十英里，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石鼓，第二天开始过江。他们有很多船，到二十八日黄昏，一万八千人马全部过了江。虽然没有一人被敌人打死，但由于马匹受惊，一条船翻了，淹死了十七人。一个司号员担任警戒，每次国民党飞机飞临渡口上空，他就吹号报警。
他们准确无误地向北挺进，在彝人区里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在藏族区里却遇到了一些麻烦。肖克说：“我们用银元买粮食、食物和其他东西。我们有了伤病员，少数民族人民就给我们牲口帮忙。”
七月二日，贺龙和他的部队到达四方面军设在甘孜的司令部。在此之前，肖克带领部队已到了。肖克回忆说：“他们非常友好。我们刚刚翻过雪山，每个人就领到一件暖和的毛衣。大家的精神都很不错。”
第二十九章 浪子回头
自命不凡的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同毛分裂之后，自感反而万事诸多不顺。（当然，张声称是毛搞的分裂。）
张的第一个行动是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从毛的手中夺过来。他分别在阿坝和卓克基的喇嘛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毛集会。他宣布成立民族独立特别政府。他宣布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为非法。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他宣布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自命为总书记。这一声明是在离马尔康约二十五英里的卓木碉发表的。
后来，他下令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以批准他的这—系列行动。而在大会举行之前，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总书记将负责实施领导。
张并没有公布他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他未同他亲自选定的委员们商量，为的是不想使他们感到难堪。同时，这样也就不会遭到公开拒绝而使他自己陷入窘境。这份名单迄今从未公布，仍然收藏在他那些得势的对手的文献档案中。看过这份名单的人说，没有被张任命为中央委员的人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和博古。但他保留了大部分军界要人，包括朱德、彭德怀和林彪，还有各军团的最高指挥员。他还任命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是位有争议的亲苏派政治局委员，长期以来一直住在莫斯科。当然，张把自己所有主要的军政同事都塞进了他的中央委员会。
在被任命为张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一位知道名单的人。这个人就是朱德。朱德是张的随行人员中一个受控制的将军，名义上他是所有部队的总司令，但很快就被搞得有职无权了。
张国焘究竟是否图谋除掉朱。简单地说，是否试图把朱杀掉，对此事五十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
北京保守的党史专家们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怀疑根本没有发生过如此耸人听闻的事情。他们声称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这同张用军事威胁毛的问题一样。一位党史专家说：“关于这一事件，我们唯一的证据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说法。”
史沫特莱是一位激进的美国人，她的朋友们说她是迷恋上了那位虎背熊腰的将军。—九三七年她在延安住了很长时间，为她后来撰写的朱德传记收集材料。有时她整天都跟朱德待在延安的窑洞里。她教他跳舞——她有一台手提式留声机，还有《为卡罗来纳而呐喊》、《节日》、《西波涅》等唱片。朱德的舞步十分轻盈。她陪着他一起下地干活，还陪他上前线。她称不上是一位毫无偏见的证人。她在她撰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说，朱德“从未跟我谈起过他在西康实际上已沦为张国焘囚犯的那一年的事情”。这也许只是一种外交遁辞。她在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朱德和张的矛盾。而关于朱德跟张在一起的这一年，她却大量引用了一位未披露姓名的“红军政工干部”的话。这位干部是否就是朱德本人呢？
这个人告诉她，张命令朱德反对毛，并同他断绝一切关系，但遭到朱的拒绝。接着，张命令朱德反对党的北上决定，又遭到朱德的拒绝。
此人还告诉史沫特莱，“张国焘说他给朱德时间再考虑考虑，如果仍然不服从这两项命令，就把他枪毙。”此人援引朱德的答话说：“你要枪毙就枪毙，这我无法阻止你。但我绝不接受你的命令。”
康克清是一位刚毅的女性，思想坚定，身体健壮，她穿着中国妇女运动传统的素色衬衫和男式深褐色条纹衣裤。一眼就能看出她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她作为朱德的战友和同志，并肩进行了长征（ 她说，“我从来不叫她丈夫，总叫他同志”）。
几十年时间过去了，但康克清对张国焘的憎恶情绪依然不减当年。一九八四年秋，她己七十三岁，她仍然坚信张当时对朱德“不断施加压力”，试图把他拉到自己一边来。“接着，张就对朱德耍了一个小花招，”她说，“张让人宰了朱德的坐骑，撤了他的警卫。他还把我们隔离开来，使我们无法见面。”
朱德曾跟她谈过此事。他说：“张的这些伎俩为的是杀人不用刀。”
宰马和撤警卫，都是在部队准备离开阿坝时发生的。朱德没有马可骑了，他准备徒步行军，但战士们又给他找来了一匹马。想到一个总司令竟象普通士兵一样徒步行军，他们都感到内疚。康克清当时的任务是收容掉队的战士。她本来分到了一匹骡子可以帮她的忙，但现在这匹骡子也被留了下来，康克清认为这是故意的。还有一次，一些伤员试图夺走她的骡子。
张蓄意要杀害朱德吗？
“我说这是些小花招，”康克清抿着嘴唇，脸色严肃，厉声重复道，“把总司令骑的马和他的警卫部队撤掉是重大行动。”
还有好多次，总司令由于没有马，不得不步行。他也不能在总部的小灶吃饭。他必须自己筹措伙食。这在当时并非易事。
党史专家们也许会争论不休，但是康克清心里非常清楚张国焘的图谋。也许张并不打算采取直接行动，但是他故意使朱德身陷危境。
张国焘及其手下的人要“打到成都吃大米”。这是在卓克基反毛会议后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深得战士们的喜欢。胡中贵是张的第九军里一名普通战士。他十三岁时就参加了红军，是一名红小鬼。一九八四年他六十三岁，他记得在衬里的墙上就刷过这样的标语，还有“起来保卫家乡”，“北上抗日”。他还记得有一首歌就叫《为成都而战》。他非常喜欢这首歌。谁都不喜欢藏族地区和藏族食品，也不喜欢草原和雪山。“现年六十八岁的叶英礼，说起话来柔声细气。他曾是四方面军总部的电话员，由于工作的方便，把张国焘和他的指挥员们的行动都看在眼里。当时，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备军团、同毛以及中央委员会联系都用无线电。在四方面军内部则用电话联络。张喜欢亲自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马上就暴跳如雷。（ 许多高级官员脾气都相当急躁。事过之后，他们又很友善。 ）叶英礼认为，张和朱德虽吃任、行军都在一起，但是朱德没有实权。
许多战士都不知道上层的这种磨擦。但是关于朱德的事有不少谣传，有的说他的马被宰了，他的警卫被撤绰了；有的说他和刘伯承受到压制，有一位战士还听说朱德被迫挑了二天水。“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