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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红军部队距离主要渡口以北的云南边界越来越近了，傍晚抵达云贵边界上的盘县羊场。贺子珍在赤水河渡口时近生完孩子后，又回到休养连。此刻队里的伤病员分散在绿色的山坡上，正在阳光下休息。许多伤病员都无法立即离开担架。
“快！”贺子珍喊道，“快把伤员隐蔽起来。”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一架飞机就俯冲下来，投下了一串小炸弹，并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好几个担架员被打死了。贺子珍看见一名受伤的干部正努力从担架上往外爬。他是在娄山关受伤的团政委钟赤兵。当那架飞机返回来再次攻击时，贺子珍扑倒在他身上，一枚炸弹的弹片使她十七处负伤，包括头部的一处重伤，她倒在血泊之中。她一连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她告诉护士不要让毛知道她负了伤。她说：“他很忙，我不想让他操心。”她要求医生把她留在一个农民的茅棚里养伤。医生坚持不同意，而是用担架抬着她上路，有时走到难行之处就背着她走。
从此，贺子珍就和悲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到了延安，体质虚弱。她在那儿生了个女儿，取名李敏，昵称娇娇。她因为毛与一个来自上海、名叫吴丽丽的漂亮女演员眉来眼去而与毛吵了架。吴丽丽的中文名字是吴匡柳。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曾担任史沫特莱和海伦·斯诺的翻译。她是在她与史沫特莱和海伦·斯诺合住的窑洞里认识毛的，因毛有时上那儿去。毛喜欢喝咖啡，用饼干蘸着咖啡吃，爱玩单人纸牌或在她们采访时听史沫特莱的手提式留声机。吴丽丽在延安剧团上演的剧目中担任过角色，包括高尔基的《母亲》。贺子珍曾责怪史沫特莱怂恿她的丈夫与别人调情。据斯诺夫人说，有一次她还威胁说要杀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当了真，与斯诺夫人易床而眠。后来，这场丑闻使吴丽丽被调离延安，史沫特莱也提前离去。
一九三七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想从那里去上海治病，可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她得到了毛的同意后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她生下了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一个男孩。据刘英回忆，当时，贺心情很愉快。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路都很高兴。刘英是随行者之一。同行的还有毛以前在长沙的老师、年长的徐特立，党内历史学家、失去了双腿的徐梦秋。以及在长征途中被贺子珍救过命的指挥员钟赤兵和独臂将军蔡树藩。
毛泽东是同意此行的。他觉得贺子珍怀孕生孩子占去的时间太多，从来没有真正的学习机会。她在莫斯科也许既能得到治疗，又能学习。但事与愿违。她的小男孩在托儿所得肺炎死了，那里没有青霉素。从此她精神深受刺激，在莫斯科长期待了下来。毛把他们的女儿娇娇送去陪她。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她与毛通过娇娇通了几封信。她给他送了些礼物——他喜欢吃的新鲜雪里红，一只冬笋和几个瓜。毛给她送了些中国水果。
直到一九四八年贺子珍才回到中国。这时毛早巳与她离婚（得到了党的批准），并和江青结了婚。江对贺十分冷漠。西方的一些猜测是不对的，江青到延安与贺子珍去莫斯科这两者之间没有联系。用小刘英的话来说，“毛身边无人，江青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贺子珍想回北京，可是江青设法让她最近只能到天津。一九五零年，贺子珍和毛在上海见了一面，后来在庐山又见了一次。她的身体在一段时间里还不错，但恢复得不很稳定，有时会产生幻觉和偏执的恐惧感。在上海的时候，她住在一所普通公寓的一个小间里。老司令员陈毅当时是上海市市长，听说她在那儿，便出面帮她的忙。一九六零年陈离开上海时，将她迁入了他原先居住的二层小楼，但是她的生活依然与世隔绝。江青的阴影时刻笼罩着她。江青甚至一度使娇娇疏远了自己的母亲。老战友照例是不允许去看望她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贺子珍要求去北京。但直到江青“四人帮”一伙被捕以后，她才获准透过毛的玻璃棺瞻仰了遗容。（ 北京有未经证实的谣传说贺子珍曾在调查江青成作过证 ）一些与贺子珍一起经历了长征的妇女到她住的军队医院来看望她。她坐在轮椅上接待了她们，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九七九年六月，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的名字第一次在报上出现。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贺子珍在上海去世。公布死因为中风。实际上，多少年来，她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当然，早在长征时她就负伤了，现在去世，就如同一九三五年那颗炸弹在贵州把她当场炸死一样。她的死，使她成为随一方面军完成长征的三十位年轻女性中的第十五名死者。
刘英说：“她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姑娘。”在长征中曾照料过她的毛的警卫员吴吉清说：“她是个勇敢刚毅的女同志。”
第十七章 金沙江畔
云南府，现名昆明，是个宁静的城市。在这座省城小小的法国区内，离火车站不远的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有一座小楼，那是法国体育俱乐部的所在地。楼前有两个水泥地网球场，来打球的人可以坐在舒适的走廊里，喝一杯佩诺德酒或加苏打的威士忌，等着轮到自己上场。
法国体育俱乐部是当地外国人活动的中心。里面没有酒吧，但是有一位中国服务员，他认识每一个人，不用吩咐、就会端来黑醋粟酒或调好的杜松子酒。这里没有烈性威士忌，只有苏格兰威士忌。可以要葡萄酒，但要葡萄酒的人不多。
外国人一般下午到法国体育俱乐部来，打网球，玩桥牌，打麻将，同时喝点酒，交换一下当天的马路新闻。他们当中的常客你一扳指头就能算出来：法国总领事和他的两位副领事，英国和美国领事以及他们的助手，中国海关署的美国署长，负责邮政的法国人和负责食盐专利的法国人。一九三五年新来了一位日本领中，但他既不懂法文，也不懂英文，所以很少露面。
在这个偏僻的中国西南角还住着——些其他外国人。其中有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罗杰·阿诺德；脾气古怪的美国博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博士；几个法国商人；四个希腊旅馆老板；几个美国传教士，其中多数人属于规模较小的教会。有一个传教士家庭有十二口人，不得不依靠乞讨为生。
三十年代初，昆明有十万人口。整个城市带有淡淡的法国色彩。在一九零零至一九一零年期间修成的窄轨铁路把昆明同北越的河内（当时称东京）和海防连接了起来。市中心有几条林荫道，两旁种着法国梧桐树（ 中国人至今仍然把它们叫做法国梧桐 ）。火车站周围是法国“区”，有几家希腊人经营的小旅馆，还有几个从河内或西贡来的法国商人或法国——希腊商人开的铺子。当时云南被称为法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晚，年轻的英国副领事赛伊·卡尼正同年轻的美国同行约翰‘谢伟思及其夫人卡罗助共进晚餐。两周来，他们不断听到有关共产党的传闻。红军在邻省贵州十分活跃。从贵阳来的旅客带来了打仗的消息。这几天，外国传教土也因害怕“赤匪”迫近，纷纷离开贵州，逃来昆明。
传说要外国人掀出昆明。卡罗琳·谢伟思已经把贵重物件装人一个箱子，其中有从蒙哥马利，沃德商场买来的婴儿衣服（她的第一个孩子将在七月份出生），结婚时买的银器和谢伟思的金表。因为近来谣传减少了一点，所以她装箱还没有完毕。但是四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卡尼副领事去谢伟思家时一路上频费周折，所有的人力车都被当地军队征用去运输沙袋和弹药。一路上巡逻的士兵多次拦住他，要他别在街上行走。士兵在主要街道和南郊高级住宅区的一个外国人称之为匹克迪利广场的地方用沙袋等筑起街垒。卡尼决定在谢伟思家过夜，免得回家还要穿过这些路障。
深夜二时，有人砰砰地敲谢伟思家院子的门。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派人送来一张便条，报警说城东八英里一个叫大板桥的地方发现三千名共军，后面不远还有七干名共军。法国人准备了一列专车，准备把外国妇女和儿童疏散到东京（河内）。火车定于早晨七时四十四分离开车站。
于是，谢伟恩和卡尼天没亮就在昆明市里奔走，把消息告诉那些传教士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一清早，卡罗琳·谢伟思带着她的那只箱子（ 从此她再也见不到谢伟思那块金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