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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没有什么既定的次序，而且始终有位子空着。
李德坐在门旁边，他的椅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地方，“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翻译伍修权挨着他坐着，他的地位也不舒服。他心烦意乱，随着会议的进行，他越来越生气。伍十年后也承认，他那次没有译出正常的水平。
有两个人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的。其中一个就是王稼祥，他自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围剿”时在乐安县古公村负伤后一直躺在担架上。那次战斗中他带领周恩来、肖华等几个人去防御工事的路上被一颗国民党炸弹击伤了。一块弹片穿过他的臀部进入肠子，伤势很重。外科医生在不施麻药的情况下为他做了八小时的手术也没能缝合伤口，只好塞进一根橡皮管。他一直发着高烧。因为要经常使用吗啡止痛，结果上了瘾，直到一九三六年被送到莫斯科治疗时才断然戒悼了。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是要支持毛泽东的。人们普遍传说“王、毛成亲了”。
这些人相互知道底细，甚至连大便的情况都知道。例如，大家都知道，只要时间允许，周恩来就要拿着一叠文件到厕所去，经常在那里读上一个钟头。他们也都知道，毛泽东患有慢性便秘。他经常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后来在延安时，只要人们一听说“主席大便了”就要欢呼一阵。他曾告诉埃德加·斯诺，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最正常的是他早年攻打长沙的时候。
直到—九八四年春夫，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例如时间和与会者的身份——还是不甚了了。然面，从未有人对遵义会议的结果产生过疑问。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党中央的历史学家们透露，他们在档案里翻出了一份很早以前的备忘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资料。
按现在的说法，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 （他的丢失多年的回忆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细节）、周思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和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安全保卫负责人 ）、刘少奇（多年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牺牲品），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共十人。
七位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 （他接替受伤的王稼祥，担任红军政治部代主任，一直是毛泽东的伙伴）、林彪、聂荣臻（林的政委，毛泽东的坚定的追随者）、彭德怀（第三军团司令，态度强硬，反对李德）、第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以及第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红军报纸《红星报》的编辑、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在场的还有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他们是列席代表。总共有二十人出席会议，中国的前途就取决于他们做出的决定。
博古首先发言。
他谈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把共产党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中央苏区以外的共产党军队配合不灵。博古没有稿子，是即席发言。他着重讲了形势的客观一面。据翻译伍修权说，他相当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并批评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他同时又力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
秘书们不得参加会议。可能除了邓小平以外，与会者都没有做记录。大部分发言都是即席的。甚至到今天，这些发言的内容也未全部公布。现在在世的几个与会者凭记忆也狠难把内容凑全。
博古显然没有赢得听众的同情。他的同志们说他企图推卸责任。李德列席会议，但态度并不客观，他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博古干得不错，他强调蒋介石正在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得到贷款、武器和军事顾问。 （博古显然没有特别提到冯·塞克特。 ）李德在回忆时还说，博古认为，共产党的战略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错误而已。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承认政策不对头，特别是不应当打阵地战。他说，这是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他自我批评的态度很坦率，丝毫不想推卸责任。他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给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周恩来的发言使李德感到不安。他认为周强调了主观因素，巧妙地使他自己同博古、李德保持了一定距离，并为毛泽东把周和博古、李德之间划清界线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一向总是等到最后才发言，这次一反常态，他首先讲了话。他作了一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比任何其他人讲得都长。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政策。李德的“短促突击”取代了朱、毛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毛反驳了李德认为失败是由于数量上的劣势造成的这一观点、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已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坚持认为军事路线错了。博古和李德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发言说，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即战士也是人，也要用双脚走路，也要吃饭、睡觉。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
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这件事。他说，这就使红军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党防线背后、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大好时机，而周恩来、洛甫和他本人都曾经主张和十九路军联合。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李德被毛泽东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三十年后，他对遵义会议只讨论军事问题而没有同时也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指出会上根本就没有提及苏联和世界政治。但是，中国人早在会前就已决定只讨论军事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一讨论政治问题，会议很可能会开崩。
李德的处境很不利，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远远地坐在门旁，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国人圈子之外了。他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而入夜以来，伍修权变得愈来愈不安和疲乏，翻译的内容也越来越简短，有时完全停了下来。李德长得体阔肩圆，平时总是不动声色，除非要发言，否则总象块石头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而现在他却怒形于色了。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脑又变白了。他表面上一点没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刚在遵义没收而分配给他的烟卷也抽了不少。看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抑郁了。
王稼祥接着毛泽东发言。他已经对聂荣臻说过：“到时候要把他们轰下去，把李德拉下台 ！”他拥护毛和毛的立场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因为他们一直注视着王稼祥在担架上与别人讨论的情况。他明确地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李德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言，因为他对当时的发言情况没有全面的了解，所以他决定在研究了会议记录或至少是总结性决议之后再说。看来并没有会议记录，而决议也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才公开发表。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同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长篇谈话中，也没有人提起过遵义会议。
李德回忆自己没有参与讨论的说法和别人的回忆不一致。翻译伍修权记得李德为自己作了辩护，坚持说，他只是作为一个顾问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 （这一点完全正确。 ）他为总的作战路线进行了辩护，但却说任何责任都应由中国领导人承担，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应受谴责的是中国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等等。他没承认有任何错误。伍修权认为李德问心有愧，但是读过他的回忆录的人却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事情过去三十年了，可他的态度似乎还是和他在遵义时一样坚决。
李德一再说，他只不过是个代表。他确实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根据中国的档案材料，胡华教授说，李德断然拒绝了一切批评。
批评火力持续了三天。会议一般都是晚上七点开始，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措词越来越激烈，翻译伍修权也感到越来越紧张了。
白天主要是处理军事事务。这期间正在对部队进行一次重大的改编。解散了中央纵队及其庞大累赘的挑夫队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