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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刀锋-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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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宫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杨进兴死刑,立即执行。全国各大报刊都作了报道。
    1950年1月1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各界群众隆重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西南党、政、军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送了挽联。追悼会后,杨将军及宋绮云等9位烈士灵柩,均覆以鲜艳的国旗,由杨拯民护送登轮,经由汉口送回陕西分祭后,安葬于长安县陵园。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也在北京举行了公祭大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均送了花圈。将军生时备受摧残,死后极尽哀荣。而杀害他的刽子手均受到了惩处,也算苍天有眼。
    “西安义举揭示抗日主张堪称一代名将,华清兵谏促成国共合作无愧千古功臣”。
    位于长安韦曲杨虎城陵园里的“正气亭”青砖灰瓦,四角飞檐。雕刻在亭外立柱上的这副对联凝结了后人对杨虎城将军的最高评价。
    2006年11月23日下午,园内一片静谧。“正气亭”前沿山坡铺设的54级台阶,一派巍然。转过大亭,拾阶而上,“革命先烈杨虎城之墓”静静躺在北面山坡一片松树林的正中央,紧邻的北侧是一同遇害的妻子谢葆真和儿子杨拯中之墓,南边不远处是另一位夫人张惠兰女士之墓。这里是杨虎城将军最后的归宿,而57年前的阴霾之夜已烟消云散……
    参考文章:
《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杨进兴落网记》,作者:胡昭裕,原载《工人日报》
《谁是杀害杨虎城的幕后真凶》作者:郭雪,原载《华商报》
《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的末日》,作者:孙曙
《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杨进兴落网记》,作者:刘邦琨,《党史天地》2001年12期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1)
    ·1948年就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挺进报》送到了西南公署,长官朱绍良怒气冲冲
    ·毛人凤最赏识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来到重庆主持破案
    ·特务打入《挺进报》内部,使中共地下党受到重大危害
    ·中美合作所对革命党人酷刑相逼
    ·对华蓥山组织四次大屠杀
    ·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干掉杨虎城,陈仪交军法会审
    ·中美合作所大屠杀犯下滔天罪行
    ·对重庆进行爆炸破坏,也不能阻止大西南的解放
    一部《红岩》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其中的反面人物——穷凶恶疾的徐鹏飞也为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所熟悉。而事实上,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其原型就是军统少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的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改造,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就让我们亲眼目睹他在被捕改造后所写对自己罪行的供状,直面那段黑暗的过去。
    接受命令
    1948年,我在重庆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这一年,是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的第二年。国民党内部乱成一团,互相争吵埋怨。川滇黔康四省是蒋介石盘踞8年的巢穴,这时也到处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抗丁抗粮,反捐反税……国民党统治者如坐针毡,极度不安,为了稳定后方,加紧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策划了一连串的阴谋。而我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秉承他们的意旨,充当了屠杀人民的急先锋。
    当时坐镇西南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1927年,他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是在南昌、安庆扼杀革命,解散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工会领袖的刽子手。江西所谓五次“围剿”,他无役不从;红军长征后,被任为兰州绥靖主任,继续围困红军。1947年,蒋介石又派他来此接任张群,维持大后方的统治。
    1948年3月的一天,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训。他先把一封信交给我看,内有一份《挺进报》和给他的一封警告信,然后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得了,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说着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正值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务的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会议的有重庆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长赵冠光、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朱绍良在会上大发脾气,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我暗暗着急,又暗中冷笑,以为这个“祸事”,大家都落一点嘛,不光把责任放在我个人身上。这是我的血手插进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开始。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2)
    限期破案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焦躁不安。特务机关的情报虽然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可是就这样败下阵来,我是不甘心的。《挺进报》秘密发行已经很久了,邮检特务早就扣了许多,焚烧了许多,这些我都知道。但中共地下党组织仍然改头换面、神出鬼没地寄了出来,这是我所未料及的。
    为了找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核心,1946年我一到重庆,就带着电讯检查科长查绥之的电讯侦察台到成都,想破坏地下党电台,又在中央军校搜捕中共组织,都未得要领。
    对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不仅未得到一点儿线索,还受了许多假情报的蒙骗。就是遣送中共代表团和查封《新华日报》,也未捞到什么。这个行动,当时系由西南长官公署幕后策划,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开执行的。警备司令孙元良任总指挥,重庆警察局长唐毅、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和我分任区指挥。遣送分三区进行,以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和红岩村为一地区;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中共办事处为一地区;以七星岗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为一地区。我和唐毅、罗国熙率领军警特务,借口中共在《新华日报》藏有大批武器,准备暴动,即带领保安大队和警察总队两个营的兵力进行包围。我率人在德兴里附近埋伏,趁天不亮,借查户口为名,蜂拥而入,将《新华日报》社人员,包括报童娃娃在内,分别严密监视,逐室翻箱倒柜搜查。我命重庆站站长吕世琨率领特务,专门搜查文件资料和档案。搜索时我还巡视各处,见《新华日报》职工神态安详,毫无惧色,在军警监视威胁之下,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只有编辑部负责人刘瞻和我接洽集中手续。我当场声称“不愿回延安去的,我们表示欢迎”,职工无一应者。对军警特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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