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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相说笑了”，有道是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秦桧如此身份，却尤自将身段放得如此柔软，勾龙如渊也只能是拱手而笑，回道：“学生正在西市之中行走，家人急报秦相有事相召，学生不知秦相有何大政相商，又见置身之处恰巧离相府不远，就急忙赶了过来，事先未曾先行呈禀秦相，倒是如渊冒昧了！”
秦桧身居相位十余年，其声名之响，哪怕是大宋寻常妇人稚子，也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勾龙如渊府上的家仆，听到了是秦桧派人相邀，自然是丝毫也不敢怠慢，急急地发散了人手，四处寻找这些天来一天到晚一直在临安城中大街小巷里闲晃的勾龙如渊，急忙把秦桧召见的消息传给了他。
现下虽说前段时间临安城中文官与武将体系之间的冲突已经紧崩到了一触即发的极度紧张的状态，而现下朝中稍有眼力的官员，就算未曾卷入其中，也早已然看出在这一场文武之争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权与君权之争，！是秦桧与天子官家之争，然则对于临安城中的寻常百姓来讲，这些东西却又离得他们太过遥远了，在这一场大战的捷报发回来之前，他们甚至都未曾感觉到天子官家的离京与那场发生在千里之外的战斗，对于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临安城中还是一如既往地歌舞升平。
勾龙如渊一向以君子安贫乐道自认，虽说现下出仕为官，俸禄不菲，然则家中却也就只是有那么几个用惯了的老家人，根本也就不懂得这些朝堂上的局面形势，一听得是当朝秦相公传唤，就急火火地带着秦桧的传讯人四处找到了勾龙如渊，把情况说得紧张无比，弄得勾龙如渊连想借故推托晚些上门，都找不着合适的借口。
“如渊能亲身前来，老夫心下当真欢喜得紧，何冒昧之有”，秦桧今天看起来居然好似尽情颇佳，又是一阵难得地爽朗笑意，这才望向勾龙如渊，如同打趣般地问道：“不过如渊可真是好闲在啊，这些时日来，老夫人在宫中，就时常在想，外边国事纷烦，恐怕难免要多多累着如渊了，现下看来如渊处决明快，举重若轻，果不愧国之干城，些许担心，倒是老夫庸人自扰了！”
“秦相公说笑了”，勾龙如渊微微愣了一下，淡淡应道：“学生忝掌御史台之职缺，手下执掌无非观察风纪，纠劾百官，眼下天子官家不在朝中，朝堂大义久未召开，学生就不过一介闲人罢了，若论及朝堂大事，有天子官家亲委的知临安留守事岳帅岳飞，更有秦相公久居庙堂，高高在上，纵是秦相公身入宫禁之时，也早已将临安城中大小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倒也轮不上学生多操心了！”
勾龙如渊还不知道秦桧说这话到底是什么用意，却也可以听得出秦桧话中那些许皮里阳秋。
大宋皇朝自开国以来，便奉行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只是身为开国帝王的赵匡胤虽说因为痛心于亲眼目睹的五代乱相，对于武人治国深自惕怵，从而制订下了这样为大宋皇朝历代延袭的祖制，然则见多了五代十国那权臣四起局面的赵匡胤，却也不可能放任相权独大，以至于威胁到皇权的所在。
是以自大宋开国以来，虽说多半时候都自是帝王放权予宰辅治国，但朝中政事所倚仗的却都是由一整套由挂着中书门下同平章事头衔的宰相，还有挂着参知政事头衔的副相，包括枢密院的枢密使等所组成的宰相班子所共同执掌的宰相班子来掌控，这样便使得相权并非仅由一人执掌，不至于出现政出宰相一人，而天子拱手的局面，而自真宗年间后，更是特诏宰相、副相与枢相均可掌印坐衙，轮流执守处理日常大政，这样就更使得宰相与执政、枢相之间的区别进一步缩小，宰执间虽品秩有别，但更多的也就是些袍服仪仗，虚位尊荣之上的差别罢了，朝政大事，却是无论宰执与枢相人人有权过问，人人可参与决策，从而也避免了相权集于一人之手的局面。
甚至于大宋皇朝的历代天子官家，更会着意拣选一些出身不同，政见各异的人物分任宰执之位，这样做即可符合史藉之中上古之治“和而不同”之说，使得各种不同的治国之见，都可以在朝堂之上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从而使得庙堂之上的一干宰执在对于国家大事做出的每一项决策，在真正确定之前，就已经经过了正反两方面的充分的辩论，庶可使得国之大政可符合中庸之道，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偏差，同时另一方面大宋皇朝的天子官家也可借着朝堂之上始终不绝的这种异论相扰之策，施展他平衡中御的手段，无论是任何一个时候，他都拥有着使用自己手上的君权，来结合朝堂之中任何一方的势力，罢黜任何一名宰相的力量。
这种异论相扰，集体决策之法，固然使得大宋皇朝在应对一些勿需紧急决定的事件之时未免有些失之拖沓迟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大宋军威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
毕竟大宋皇朝一向以来奉行将从中御之策，长久以来都是以后方制订阵图而令前方将领依样画葫芦的办法来指挥军队，而自真宗年间开始，这等指挥的权力更是移到了文官集团，移到了宰执班子的手上，而前线军务急如星火，瞬息万变，这一群政见歧异，对于兵事又多半是极为陌生的儒生们往往却又因为一个细节而争吵上大半天，以如此方式御兵，其成效结果实在是不问可知。
而且这种有意在宰执班子之中放入不同政见的流派与人物的做法，也使得有宋一朝自太宗年间之后，朝堂之上的文人士子之间逐渐拉帮结派，勾连朋党，非但使得新党旧党之争一度成为大宋朝堂之上国政大事争议的主轴，延至后期，更是使得朝堂文官集团之间的争论，由原先各自政见不同的理性争辩，转换为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便如当日里女真人已然兵临城下，汴京神器风雨飘摇之际，勾龙如渊的座师，一代洛学大家，时任国子祭酒的杨时却是首以诚意进言，要求先行批判王安石，去除朝堂之上以新学相标榜的蔡京一党，除去新学在朝堂之上的影响，如此方可谈抵御外侮，虽说这等迂阔之论，哪怕在当时也自是舆论大嘲，被传为一时笑谈，然则由此也可见大宋皇室所奉行的异论相扰之国策，经过百余年来的沉淀，在文人士子之中早已经成为一种难以动摇的心理惯性，甚至直到女真人攻破了汴京，宋室南迁之初，这种朝堂之上的两党之争，也还是一直未曾停歇。
然而这种大宋皇朝一直以来所奉行的异论相扰，平衡中御之策，却也使得大宋皇朝的宰相权力一直以来都被控制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围之内，哪怕是当日里宋室南迁之前，徽宗朝时曾六度拜相的蔡京，在当时也被目为一代权相，势倾朝野，然则一旦稍有违逆徽宗皇帝之意，却是难免在天子一怒之下，便即罢相而去，以至于蔡京不得不自行叩阙请罪，牵衣饮泣，做尽丑态，这才使得徽宗皇帝回心转意，得以继续呆在他那宰相的位置上面，尔后女真人兵临城下之际，徽宗逊位而以钦宗皇帝登基，顺应民意要除蔡京等“六贼”以安天下之心时，蔡京、童贯等看似掌控着朝中几乎所有要缺的宰执之属，也是束手就缚，丝毫没有可以挣扎的余地，可以说哪怕直到汴京神器被破，宋室南迁之迁，大宋的历代天子官家以所谓异论相扰，平衡中御之策，还是将相权牢牢地置于君权之下，有宋百余年来，还未曾出现一个真正的权相。
哪怕直到宋室南渡之初，康王赵构即天子位的时候，也还是一直想维护这种异论相扰，平衡中御的局面，当日朝中无论李纲、赵鼎等以正途进身的宰相，抑或是黄潜善、汪伯彦之类佞幸之徒，都是并列宰执，相互挚肘，遇有使用不灵之时，这位天子官家都可以随意撤换，丝毫不显滞碍。
乃至直到秦桧归来之初，挟与女真金人和谈之议，而投大宋朝堂上下所好，从而得以位列中枢的时候，这位当今的天子官家，也还是继续延续了他那祖传的平衡中御的手段，先后引吕颐浩、朱胜非甚至回任相位的赵鼎等与秦桧并相，共掌中枢，殊还不失异论相扰之政，在那段期间之内，秦桧虽然也是身为宰相，然则权势地位，与今时今日均还不能同日而语，甚至于还曾被当今天子两度罢相，投闲置散。
只是当日里这位秦桧秦相公，已然借着数年拜相之机，将自己塑造成了大宋朝堂之中主张与女真金人和议一党的领袖，那只要这位当今的天子官家，私心之中已经以与女真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