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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点认识，他只是帮小舅子揽了一些小工程，并不愿意与他进行更深入的合作。
下了高速路，刘兵和马有财都坐到三建司董事长那勇的小车之上，那勇也就三十出头，戴着一幅眼镜，文质彬彬，他递了一张名片给马有财，道：“马县长，请多多关照。”
马有财看了名片，除了印有董事长的头衔以外，还印有高级工程师的职称，他对那勇印象很好，心道：“怎么我们家里就没有这种高智商人才。”
那勇坐在副驾驶位置，视线很好，他看着新管会已经平整出来的土地，不由地赞扬道：“马县长，益杨新管会搞得真不错，省政府同意保留的十六个开发区，我都跑遍了，最好的有两个，一是岭西高新开发区，另一个是益杨县的开发区，一个县级城市的开发区能搞成这个样子，马县长了不起。”
他对刘兵道：“哥，共产党就要提拔这种办实事的干部，光会说漂亮话，人民群众是不会满意的。”
新管会是由原来的新管会和开发区合并而成，合并以后，侯卫东力主建设一条连接老新管会和开发区的大道，省发展银行货款到了以后，这条大道也正式列入了项目之中，如今路基已经扩宽，六十米宽的道路，两旁还分预留了十米宽的人行道，虽然大道还没有硬化，却也能看出其轮廓。
刘兵问道：“这条路占了多少良田熟土？人大、政协的同志有意见吗？”沙州新城区设计规划中，有一条交通主干道，他准备是修成百米大道，方案提出来以后，人大、政协反对得历害，所以，看到了新管会这条大道，心有所感。
马有财道：“人大政协提了不少意见，他们也认为新管会修这条道太宽了，良田熟土占得太多，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要修宽一点，益杨县城的公路太窄了，限制城市的升级。”
“这帮老同志，思想禁锢得历害，城市规划必须要有超前意识，小脚小手是建不好城市的，沙州新修的城市道路只有十来米，现在已是很拥挤了，两边房子密布，根本无法拓展，这是教训啊。”
那勇在旁边道：“这些老同志都是农民出身，对土地感情很深，他们没有见识过现代城市，也不知道世界发展的趋势，脑袋自然就转不过弯来，以前在改造岭西的时候，省人大政协的老革命提着拐杖跟到省委来骂街。”
刘兵笑道：“毛主席说过，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看还得给扫除干部的小农思想。”
小车经过新管会大门的时候，眼见得一群人堵在门口，马有财脸上就挂不住了，自言自语道：“这又是怎么回事。”那勇在一旁道：“不用说，也是为了土地的事情，那一个开发区没有被堵过，很正常。”那勇一席话，算是给马有财解了围。
在新管会办公大楼里，侯卫东正在与农民代表们激烈地争论，电话就突然响了起来，他原本不想接，可还是习惯性地看了看手机。
见到马有财的名字，他拿起手机站了起来，走到窗边，道：“马县长，你好。”
马有财道：“我从新管会路过，怎么回事，又堵上了，群众工作要细致。”
侯卫东走出会议室，回到自己办公室，将发生的事情给马有财汇报了。马有财听说有村民耳朵被打聋了，道：“你要教育干部，怎么能动手，现在责怪也没有用，你要处理好，不要整成群体性事件。”
侯卫东道：“现在公安局已民经介入了，到底是不是耳聋，也不能由村民说了算，我准备让村民做司法鉴定。”马有财打断道：“细节就不说了，把握住大原则——不能搞出群体性事情。”
侯卫东放下电话，朝外面望了望，目光穿过大院，搜寻了一遍，却没有见过马有财的小车。
粟家林的哥哥等到侯卫东回来，大声道：“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我们是签了字的，你们当官的想征用就征用，几万块钱就把我们的土地拿走了，转手一卖就是十几万、二十几万，做人，心不能太黑。”
对于土地问题，侯卫东思考得很多。
城市要发展，必须要征用大量土地，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内国外都有大量的经验。
农民从土地上被赶了出来，迫不得已变成了城市居民，部分农民中的能人很快适应了城里生活，变成了真正的城里人，少数成了有钱的老板，比如曾宪刚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多数农村人文化程度低，对进入城市准备不足，当征地款用完之后，生活便顿时窘迫。
县级政府多数是吃饭财政，为了发展，他要征用土地，但是县级财力无法真正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土地问题成为了让县级政府头痛的大麻烦。
侯卫东是位于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干部，对这个问题有最直接的感受，纵然从理性来看，他认为如此征地方法也有待商榷，但是，作为新管会一把手，他必须立场鲜明，等到粟家发言人稍一放缓声音，道：“大河流水小河满，新管会发展起来了，企业多了，你们的日子自然就好了，也不比离乡背境去打工，益杨土地紧张，人均不足一亩，农业税、三提五统也不少，再加上农药钱和肥料钱，在土地上刨，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有土地，总有一碗饭吃。”
粟家女人扯着喉咙道：“别扯这些，干部把嫂子耳朵打聋了，总要有个说法。”
第324章 风起青萍（中）
忙到了晚上七点，新管会四周皆是炊烟四起，群狗乱吠，聚集在新管会楼下的人群，多半与粟家之事没有直接关系，肚子饿了，在家里人的呼喊之下，东一个，西一个，纷纷散去了。
留在新管会办公楼的，全是粟家林的直系亲属，他们不屈不挠地守在了新管会会议室里。
侯卫东还是强调他的观点，“送医院，先医治再说。”
粟家一位女人道：“我嫂子耳朵打聋了，我们要把打人凶手游勇送到公安局去，你别蒙我们，我粟家人也有读书的。”
侯卫东态度还是很强硬，“你光说游勇打人，游勇为什么打人，谁叫你泼尿，有这样做人的吗，我来泼人一身尿试一试，看你动不动手。”他说得义正辞严，声势逼人，粟家人一时气夺。
他又放缓了声调，道：“你说嫂子被打聋了，口说无凭，必须拿到司法鉴定。”
粟家林哭丧着脸道：“游勇打人总是事实，我堂客要治病，你们总得拿些钱。”
“你们将病人送到县医院，司法鉴定出来以后，如果确实是游勇的责任，你们凭发票来报帐，一分钱也不少你们的。”
副主任张劲当过多年的镇委书记，处理这些事情经验很丰富，他见侯卫东态度强硬，就在一边缓和气氛，他拿着一包红塔山，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边散烟，一边抽着空子与粟家人聊着闲话。
粟家林原本以为新管会的干部打了人，便会息事宁人，谁知新管会主任侯卫东很不好说话，他心里着急，道：“我们家里的钱全部投到了厂子里，送人到医院，医院就要现钱，要么你们先拿钱到医院，要么我们把人抬到政府院子里去。”
张劲在一旁打圆场，道：“我们去和医院联系，先把人送去治病，钱就挂在帐上，老粟，你看行不行。”这个办法，其实也是承认了新管会出钱医病，只是出钱的角度不同，这在法律上的意义是不同的。
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政府出钱医病，有理也会亏了三分，以后打官司，相对人可以一口咬定：“如果你们没有错，那凭什么帮我们付钱，既然当初付了钱，你们就一定有错。”因此，帮着出钱医病会让政府很被动。
但是，如果政府不出钱，却又不人道，而且事情不好收场，所以张劲就出了这个主意，算是取了中庸之道。
双方就这个问题又搓商了一会，最后粟家的人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粟家林道：“我修了那个蘑菇房，花了两万多元，拆掉这个蘑菇房，必须赔钱给我，去年征地得的钱，我用了一半建这个蘑菇房，如果被拆掉，我就只有到新管会来吃饭。”
张劲笑眯眯又递给他一枝烟，“救人要紧，你们先将人送到医院，那个蘑菇房暂时不动。”
粟家林当过队长，办事很牢靠，不理睬张劲的拉拢，道：“你们要给我写一个字据。”
蘑菇房是建在氨基酸老厂房，这个老厂房产权属于新管会，没有经过新管会授权，粟家林根本没有权力在老厂房里建这个作坊，至于搬迁的损失，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只能是由粟家林自己负责。
法律虽然规定得很清楚，但是现实情况又是一回事，粟家林的行为虽然在法律上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