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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孙总理在日本所搞的，也是把老国民党改造成个新党，叫做“中华革命党”。它是个无条件拥护一个独裁领袖的极权政党（atotal…power party）。当孙公发动组织此一政党时，那些后来才出现的，和它性质相同的政党，甚么法西斯、褐衫党、纳粹党、共产党、列宁－史达林党……都还没有正式出现呢？所以我们孙国父在现代极权思想上，也有他的历史地位呢！政治学家们可能不承认中华革命党是个极权政党，因为它的党章说明革命是分三个“时期”进行的，军政、训政时期之后，还是要回到宪政时期的。其实近代世界史上的极权政党，无不如此啊。上述各党，哪一个党章不是如此说的呢？共产党最后目标是个无阶级的大同社会，那更是牛皮冲天呢！只是没一个例外，大独裁者，都只能停滞在军事独裁阶段，而与之偕亡，再也无法前进就是了。外国的经验姑且不谈，中国后来者的经验就很明显嘛！蒋公连个军政时期也未完成，就退出大陆了。毛公最大的成就，也只是完成了他的军政时期，统一了大陆（还缺个台湾），也就无法再前进一步了。所以孙中山如能真正完成了国民党的军政时期，他就是毛泽东了；他如搞独裁能把天下打了一半，那他就是个蒋介石了。孙公幸运的是，搞独裁刚开始，他就短命死了，那他就是孙中山了。所以就史论史，笔者曾为孙国父庆贺他“革命幸未成功”啊。否则在中华民族史上，他不是蒋介石，就是毛泽东，哪能做孙中山呢？这就是转型期英雄的悲剧嘛！等到我们要谈到国共之别，儒法之斗，和极权民主之争时，再细论之。这儿只能三言两语把昙花一现的“中华革命党”交代一下。因为它是袁世凯时代的产物。不交代一下，在那个时代，虽至圣大贤的孙中山先生，也要搞个人独裁，我们就很难了解袁世凯为啥要做皇帝了。还有那位美国书呆子古德诺，何以背了那么大的中国黑锅，至今仍未得平反，也就很难平反了。
【“中华革命党”的极权架构】
根据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现存史料，中山一到日本，尚住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时，他就开始组织这个新党了（见《国父年谱》所引誓约原件和党员名册等历史文献。最早日期为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于中华革命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呢？这儿我们只能长话短说。第一，人事和组织都还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第二，革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进行；第三，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中党魁直接指派；第四，党员分成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级；而所有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载党章第七条）。因此每一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见一○二号蒋志清〔介石〕誓约原件。此件签于上海，时间为民国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原件稍有笔误。笔者曾见此原件。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国民赏党史会出版之《革命文献》第五辑卷首之原件复印图片。）
孙公是基督徒，对洋习惯极为重视，因此对此一打指模，宣誓服从党魁，看得天经地义，丝毫含糊不得。他自己身作党魁，也照样宣誓立约，只是把服从党魁改为“统率同志”；把“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而已。（见同上六四一号誓约，此件孙公亲书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七月八日，唯未按指模。）
据当时亦亲自参预此事的居正，事后回忆，其时同志中，即有人对打指模、服从个人的一些仪式，略有异议，而孙公则寸土不让。居正“犹忆其言如左”：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仅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见《革命文献》，五，页八○～八三。）」
同时孙公对打指模一事，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容丝毫更动。那时在一旁观礼的青年居正，不禁感叹说：“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
我们试读上述有关中华革命党的文献，对这一政党极权的性质，应无可怀疑了。有人或许认为国父一代圣哲也，如果真由他老人家独裁起来，其结果一定大异于欧洲之列宁、史达林，更不同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也。纵是后来的蒋、毛二公，亦何能望孙公之项背哉？你能相信，国父会搞军统、中统那一类的特务政治吗？你会相信，国父会搞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毛记恶政吗？这可能都是事实，正因为国父是圣贤，他不会搞“自古帝王多无赖”的那种无赖勾当，所以他老人家也就失败了一辈子。但是话说回头，孙公革命如果如愿的成功了，我们又怎能担保他不采用后来蒋、毛二公之政策哉？转型期中，形势比人强，有许多必需的恶政（necessary evils），都是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发展出来的啊。
所幸，还是不幸，此时国民党要员星散。滞留日本者，除陈其美、戴季陶、居正、张人杰、钮永建等数人之外，实寥寥无几。其他主要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甚至中山的死党汪精卫，都对寡头政治没胃口，而闻风远逸，甚或罢工、杯葛，使孙公这个新党始终未搞成气候，最后开了一次成立大会，和若干次小行动之外，也就不了了之了。
【孙总理的感情生活】
中山在此栖栖遑遑期间，想不到政坛失意，却情场得意。在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十月二十五日（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误为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东京竟然和比他年轻二十六岁的美女宋庆龄结婚了，新娘二十二，新郎四十八，虽是老夫少妻，而情爱甚笃，对失意的孙公，实是莫大的慰藉。他二人的婚姻对后来国共两党政局的影响，都至深且钜，对此我们也不妨略说几句。前篇已言之，在孙公出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庆龄的大姐蔼龄曾是孙总统的英文“女秘书”。就笔者所知，蔼龄可能是转型期中国，女秘书这项行业的老祖宗了。在那风气闭塞的时代，亦见孙大总统之“摩登”也。迨孙公亡命日本时，蔼龄仍随侍在侧。不久蔼龄因与孔祥熙结婚而去职，乃改介刚自美国学成归来之二妹以自代。殊不知庆龄刚抵日本，行装甫卸，席未暇暖，新上司竟忽然向她求起婚来（此故事是宋庆龄晚年亲口告诉史诺夫人的）。一位黄花少女，抵挡不了一位老总统的求爱，她也就私许终身了。（且看四十八岁的柯林顿大总统，和二十一岁的陆文斯基姑娘的情史，真是无独有偶。）可是当她返沪禀告父母时，其父宋耀如竟大怒不允，然姑娘心有所属，海枯石烂不能移也。竟以私奔方式潜返日本，投入孙郎怀抱；梨花海棠，也是当年哄传国际的韵事。当孙宋的婚事为头山满所闻时，头山不免大惊说：“不是要同姐姐结婚吗？怎么换了个妹妹呢？”（见头山满晚年谈话）
关于孙宋的婚姻故事，中西文字和日文的记载，都不算稀罕。当年的“革命老同志”口述尤多。这些老人家，一般对庆龄的妇德，都甚有好评。笔者亲闻者，即有黄沈亦云夫人等数家之多。众口一辞也。后来抗战期间，毛泽东和蓝苹同居时，一般共产党的老同志对江青（毛替他改的名字）都没有好感。远在皖南的项英竟电毛指摘，毛公覆电说：“学习孙中山”（这话是江青自己说出的），项亦无辞以对。这可能是孙宋畸恋，很少有的负面影响了……。他们这两桩婚姻，对我们国族的命运都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故顺便记录之，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历史嘛！
〖附注：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时代，曾批评我国传统史学为帝主家谱。笔者如今写出上列故事，读者之中，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