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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章《兽从水中来》中，小男孩帕西佛尔又说“野兽从海里来”，这是野兽在人的内心深处潜意识的反映。当这消息传出去后，除了具有敏锐观察力的西蒙，其他孩子们都没有认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首先认识到人类 “原罪”的西蒙受到了孩子们的围攻谩骂，他们不愿正视内心深处的“暗影”，尽量回避它，于是在不知不觉中，错误越来越大，危机一步步地逼近。
在第六章，“一个信号从成人世界飘扬而下，虽然当时孩子们都睡着了，谁也没注意到一个人影垂荡着摇晃的四肢，正在迅速下降。”这具落在山顶上的尸体成为了孩子们惧怕的“野兽”。这具尸体既在地理上限制了他们，也从心理上威胁着他们，使其陷入自设的陷阱之中。只有西蒙觉得有些怀疑。“不管西蒙怎么想象那头野兽，在他内心里浮现的却总是这样一幅图片：一个既有英雄气概又是满面病容的人。”
孩子们内心的恶的一面在缺乏制约的环境里迅速膨胀，他们成群结队地捕杀野猪，甚至还用人扮作“野兽”玩打猎游戏。“宰了他！宰了他！”孩子们尖声叫着，狂蹦乱跳，拼命挣扎，声音越来越响，像是举行什么仪式，连拉尔夫也忍不住去“拧一把此刻没有防卫能力的褐色的肉，紧拧和加以伤害的欲望主宰了一切。”
这时候，他们人格最底层、最兽性的“暗影”通过这仪式宣泄出来。“猎物”满足了他们的嗜血欲，他们俨然都成了“野蛮人”。此后，这群孩子就再也不去考虑能否得救了，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打猎中，热衷于“杀野猪、割喉咙、放它的血”。这其中部分是出于生存的需要，部分是出于嗜血的动物性本能，从血腥的猎杀活动中得到满足。
一心要弄清事实真相的西蒙进入森林探寻究竟，在回来的途中遇见了那个被杰克他们插在木桩上的猪头，那上面已经爬满了黑乎乎的苍蝇。这就是“蝇王”。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突然间，那猪头开始对杰克说起话来：
‘你独自一人到这儿来干什么？难道你不怕我？’
西蒙战栗着。
‘没人会帮你的忙，只有我。而我是野兽。’
西蒙费力得动了动嘴巴，勉强听得出这样的话语：
‘木桩上的猪头。’
‘别以为野兽是你们可以捕捉和杀死的东西！’猪头说道。有一阵子，森林和其他模模糊糊的地方回响起一阵滑稽的笑声。
‘你心中有数，是不是？我就是你的一部分。过来，过来点！我就是事情没有进展的原因吗？为什么事情会搞成这副样子呢？’
那笑声又颤抖着响了起来”
在这次对话中，蝇王还预言了西蒙的不幸结局：“杰克、罗杰、莫里斯、罗伯特、比尔、猪崽仔，还有拉尔夫会要你的命。”
在这里，西蒙很明确的发觉，其实真正的“野兽”在人的内心深处，是人的原恶、原罪的表象。当他得知山顶上一直被误认的“野兽”其实是飞行员的尸体后，坚持要下山把这一真相告诉大家。但没有人听得进去他的话。他在一次原始野蛮的狂舞中被当作野兽活活打死了。每个人，包括拉尔夫都参加了那次疯狂的行动。
对西蒙的谋杀，是孩子们心中的“暗影”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他们道德良知的毁灭。在他们看来，蛇、水中怪兽、空中来的怪兽，甚至他们追逐的野猪，都是“野兽”，他们甚至把已经变得邪恶了的目光投射到西蒙身上，把他也看作是野兽，所以他们毫不顾忌地将西蒙杀死而不感到任何良心的不安。人性的堕落和独立人格的丧失使这群孩子经受了最为深重的打击，野兽”的预言得到了证明。
由于把罪恶只是看成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或外界的事物，而自己承担的却是“神圣”的使命，是为“正义”而战，于是内心的邪恶迅速演变成暴力行动，惨烈的搏斗发生在一群十几岁孩子中间。暴力一旦蔓延，便无法抑制，总要血流“够”了才算完成整个荒谬的过程。很快，猪崽仔也成了四方祭坛上的“祭品”，同样的命运也差点降临在拉尔夫身上，如果不是及时得救，他的头也将像野猪一样被插在木桩上。
短短的时间里，本来应是一座“乐园”的世外小岛变成了“地狱”，而造成这场灾难的却是孩子们自己。
可见，书中扮演那个重要角色的“野兽”到底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它只是象征了人类本能的恐惧和邪恶而已。
四
1983年，威廉·格尔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声称，这是“因为他的小说用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这句话精确地诠释出《蝇王》的艺术特点，那就是现实主义的描绘叙述和象征体系的巧妙结合。小说比较典型地代表了战后人们从那场旷古灾难中引发的对人性思考，旨在呼吁正视“人自身的残酷和贪婪的可悲事实”，医治“人对自我本性的惊人的无知”，从而建立起足够的对于人性恶的防范意识。
戈尔丁向我们展示的是人类社会浩劫的一个缩影，至于导致灾难的原因，他将其归结为人性恶，正是人性恶导致了人类自身的不幸。“野兽”即是人性恶的象征。正是由于人们总是不能正视自身的恶，于是悲剧才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以人们印象中“天真无邪”的孩子为主角，也许能更深刻地揭示出人性中最容易被掩盖的和最深层的一面。男孩们在文明社会培养而成的现代民主意识在这个小岛上短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迅速衰落的过程，其根源就在于人性的堕落，就在于理性判断和道德良知的分崩离析。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至今仍是一句天启式的至理名言。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类对自身的恶的认识的确是极不清楚的。而人要认识自己，最深刻的莫过于认识自己的人性，如哲学家黎鸣所说：“自知者莫过于知己之人性，自胜者莫过于克服自己人性的弱点、抑制自己人性中潜在的恶念。”
西方古代哲人，特别是宗教先知是明确的人性本恶的代表者，认为所有的人生来有罪，要用一生来忏悔、赎罪，只有笃信上帝，才能获得灵魂的拯救，即原罪说。中国古代圣人主张人性善的观点，孟子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宋代王应麟在《三字经》中将其总结为：“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上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这种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方文化长期以来极其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命运。
应当怎样认识人性？哲学家告诉我们，人性在本来不可分的意义上统合以下三重属性。即：
1．人性第一层：生物性，偏于恶；
2．人性第二层：社会性，善恶兼而有之；
3．人性第三层：精神性，偏于善。
人性本不可分而强以分，目的在于更准确地理解人性。但这三层属性却不是三一三十一的平均数，否则还是善恶难辨。我国学者黎鸣在他的哲学著作《人性的双螺旋》中，使用了一个带有假设性的公理，即，越是历史悠久的事物，其惰性越大，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越小，而且这种惰性与它出现至今的时间成正比。黎鸣运用复杂的数学模型进行推导，结论是：
人性的90％偏向恶，只有10％偏向善！
这便是对人性善恶倾向的总估计，如果再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进行推理，这个结论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也就是说，西方学者关于人性的认识基本上符合真实的人性，因此，他们对善的理解也是相应地真实而有效的。而中国古代圣人关于人性的认识则基本上是错误的，与真实的人性不相符，因此，他们关于善的观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虚假、无效，而且“自欺欺人”。中国古代哲人带头在“认识自己”的道路上走偏了，所以中国文化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始终处于自相矛盾的状态中，无法走出这个怪异的“局”。
人的生物性层次的恶，主要表现为恶的潜意识，任何人在这个层次上都具有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倾向，即任何人都自然地有作恶的潜在性或倾向性。在社会生活中只要人们缺乏外部的压力，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就会变成显在的可能性，从而产生真实的恶意识，乃至恶行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原恶”。人的社会性层次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