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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戴上了纸做的玫瑰花冠！
那几位严肃的姨妈们难道就此屈服了？显然这些回忆也是虚构的。在奥巴齐纳，初领圣餐是怎样安排的，很容易想象。眼前这位老妇想为自己的童年增添几分光彩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些生动的细节为她假想的漂泊不定的生活增添几分可信度。
几个修士前来布道：……几个真正的修士，光着脚，腰里束着一根绳子。他们住在神甫家里，饮食由神甫提供。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吃饭。晚祷后，他们就对孩子们讲一些发生在遥远地方的故事，中国小孩饿死啦等等。每年新年，外祖父都给我5个法郎作为礼物。买什么好呢？我只喜欢薄荷糖，我买了1个法郎的薄荷糖，把剩下的4个法郎放进储蓄罐，为中国孩子打破储蓄罐我可不干。我没有关心孩子的优秀品格，虽然我为人们的冷酷感到震惊，但中国孩子与我无关，我不愿把储蓄罐里的东西给他们。
如果我对自己作一番分析的话，我发现，还是在小姑娘时，我的独立意识就已经有了发展。我不愿说我是不幸的，也不愿说我得不到很好的照顾。不！我常常听到姨妈们的女佣们谈钱，她们说，只要有了足够的钱，她们就进城去。
过去，乡下的大户人家，佣人必须像奴隶般地干活。现在当然不用了。女佣们的苦楚很难想象，说起来也真叫人吃惊。学烫围裙和软帽的，学做……的，三年后才能成为贴身女佣。所以，一旦能够安身立命就要离开人
姨妈们的这些女佣一心只想离开。正是由于她们，我很早就明白了必须获得自己的独立。金钱只给我留下一个声音，那就是自由。
在外省的生活是奢华的，但我并不知道，反而觉得姨妈家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说里的靠垫和家具是白色的，我也喜欢把各种东西漆成白色。我不喜欢睡在暗室里，那里的一切多么陈旧，多么肮脏！凡是能拿到的，譬如一块木头，我都拿来把它毁了。人们什么时候想过一个女孩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哦，我不想像家人教育我那样教育别人，我只想给他们读些最罗曼蒂克的书，我喜欢剧情跌宕起伏，感人肺腑的书籍。
她喜欢看什么书？只要听她怎么谈她的第一条“真正”的裙子就可以知道了。
16岁以前，我穿的都是当时姑娘什1穿的衣服：色泽深暗、裁剪马虎的衣服，也就是说，16岁前我一直像在戴孝。乡下女孩们穿的就是这样。在寄宿学校上学的姑娘穿的是学校的制服，不上寄宿学校，在家读书的姑娘就穿有两排纽扣的套装，所以我也只得穿这种套装。我讨厌这种衣服，但是别的衣服不能穿。春天总是穿黑色羊驼毛的，冬天是啥味呢的，夏天戴一顶边上有一块丝绒，镶一枝玫瑰的草帽，难看死了。冬天戴钟形圆帽，插一根山鹰的羽毛，或者是上过胶的火鸡毛。我觉得这些服饰难看极了，不过这并不重要，我穿的就是这种一成不变的服装。
我羡慕那些农妇们，她们可以穿红着绿，很漂亮，比我穿的好看多了。哦！要是让我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该多好！我叫人做的第一条裙子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一条紫色的高领紧腰宽摆连衣裙。那时我14岁，也许16岁，但看上去只有12岁。姨妈们答应让裁缝照我的意思做一条裙子，她们不加干预。于是我选了紫色紧身裙。但那时我没有什么线条可以突出。裁缝照我的想法，在裙子下摆上镶了一块塔夫绸，还做了一条边饰。我的这一想法来自一本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穿的就是这样的裙子。我觉得这种紫色的边饰很赏心悦目。女主人公的帽子上镶有一支紫色棕榈叶状的饰物，我也要裁缝给我的帽子上镶一支紫藤枝。这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姨妈们一无所知。
星期日早上，我仔细地洗了脸，激动地穿上新衣，要漂亮就应该整洁。
——耳朵洗干净了没有？
——是的，姨妈。
——头颈擦干净了吗？
——是的，姨妈。
姨妈没有要我把新衣服脱下来。我擦呀，洗呀，擦得脸色比平时更加红润。这一天我显得真够漂亮。姨妈们等在楼梯下面，走到楼梯口时，我只听到：“科科，把衣服换了，快些，我们做弥撒快迟到了。”
我知道我成了牺牲品。姨妈们把裙子退给了裁缝，以后再也不叫她做衣服了。裁缝对我很怨恨，我只好反复说，这一切都是姨妈们的意思。
——内衣也要换吗？
——是的，都要换。
裙摆上镶边饰，那时候人们就是这么说的。女人们走路要撩起裙子，当时的裙子都是这么难看。
看到姨妈们的这种反应，我哭了。我觉得她们生性刻薄，心眼很坏，瞧不起我……“科科，快把裙子脱下来。”在一个喜欢孩子的正常家庭里本应是欢声笑语满堂，但是我的姨妈们就从来没有笑过。这场风波使我痛苦万分。我不敢出门，怕遇到裁缝。插紫藤枝的帽子也还给她了。这个裁缝也有点傻，她应当明白我还只是一个小不点儿。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大的失望！
我是在读了皮埃尔·德库塞尔的一部小说后才想要这条裙子的。后来我认识了他，这时他已是一位老先生了。我对他说：
——哦，亲爱的，您让我经历了痛苦的一天，甚至痛苦的几个星期、难熬的几个月。
裙子退掉了，姨妈们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裙子的事。“大家默不作声，这是乡间最严酷难熬的时刻，”科科这样评论道。尽管在裁缝问题上、细节上和乡下姑娘的穿着方式上一切都是虚构的，但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还是可以找出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真实东西。
科科在20岁不到的那年曾经想当一名咖啡一音乐厅的歌女。一位服饰华丽、正在走红的巴黎女人阿尔玛夫人（大家叫她“锦葵”）对科科的影响是确实的。当时皮埃尔·德库塞尔常为一些日报撰写《两个小家伙》、《爱情来到时》等通俗小说，刊载在版面下端，要仔细读报才能发现。人们把文章剪下来，交换着看。皮埃尔·德库塞尔大量购买锦葵、白色漆器、靠垫和科科姑娘喜欢的其他一切东西。因此，浏览一下德库塞尔散文的样张，想象一下科科16岁那年是怎样贪婪地读这些文章的，也许有些好处。
《两个小家伙》的女主人公埃莱娜·德蒙洛尔是“一位可爱的金发女郎。她那蓝色的眼睛饱含着天真无邪的表情，她那粉红的嘴唇里吐出的是如此清新的童年气息”。
经过一连串恼人的隔阂、误会后，埃莱娜·德蒙洛尔的丈夫深信她生下的男孩不是他的。就在他思考着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可怜又残暴的盗墓贼潜进了他的房间，拉蒙·德蒙洛尔想到了要利用这个盗贼。
德蒙洛尔手里握着枪，他在想怎样报复。管他呢！他自己木是已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吗？
——你想到这里来偷东西？我给你一个建议，即使你偷盗成功了，这个建议还是比偷盗的好处多得多。
——我听您的，老爷，只要您的命令不会造成流血事件。
——什么意思？
——我说的可是法语呀！
险入教养院
1900年，科科17岁。她的祖母靠了和修女们的良好关系在科科离开孤儿院后把她送进了穆兰的一所学校。许多出身良家的年轻姑娘在这里学习家政。大部分姑娘是付费来受教育的，科科的祖母维吉妮·夏奈尔无力解决科科的食宿费用，科科就只好帮人做家务：整理床铺、拣蔬菜、她从不对人提起童年时期最困难、最动荡木安的几年生活。人们只好旁敲侧击或臆想猜测。姨妈的女佣们只想“挣足了钱就进城”，显然这也是科科的梦想。她的希望是什么呢？最好是婚姻美满。维吉妮曾经为最小的女儿，科科的姑姑阿德里安娜物色了一位已有相当年岁的公证人，但被阿德里安娜拒绝了。科科的姐姐朱莉妮一贝尔特好像是被一位小贵族看上了、透过这些佐证可见科科处境的一斑。她能依靠什么，指望谁才能摆脱困境？她私下对我说，她曾经险些进了教养院。这就为我提供了弄清这个问题的入门手段，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穆兰是阿利埃的首府，居民22000人，离巴黎313公里，木器业、制帽业、酿醋业很发达，是维拉尔、兰让德、泰奥多尔·德邦维尔的故乡、1566年，米歇尔·德洛斯皮塔尔曾在这里制订司法改革穆兰法令。我父亲的拉罗斯词典里是这么说的。穆兰也是一座骑兵驻防城市，一座古老的城市，教堂里收藏着穆兰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