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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客来访时，姨妈们总是问：“小姑娘的父亲怎样了？他是不是为她做了些什么？”
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自杀。最使我讨厌的是听到人家称我的母亲是“可怜的让娜”，说我是一个孤儿。不！我不是孤儿，爸爸还在，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一切令我感到羞辱。我明白她们并不怎么爱我，收留我只是出于怜悯。
那时我的父亲还很年轻。他在干什么呢？您知道，我的记忆不好，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人，这一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首先，他欺骗了我。一天，他到姨妈家来看我，这时我在姨妈家已有一年了，姨妈们为他的到来穿得很光鲜。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不管怎么说，我看到的是这样的。他先和我讲了许多故事，我对他说：
——别相信她们说的话，我一点也不快活，真的，一点也不快活，我要跟你走。
他装出笑脸对我说：
——等着吧，我们会有一所房子的，一所我们自己的房子。
他明明知道他不久就要去美国，我再也见不到他，他还是像父亲对女儿那样，说了许多美丽动听的话。后来我也确实再也没见过他。他给我写过几封信，也寄过一些钱，多少？很多吗？我不知道。后来就再也没有人提起他了。
我理解我的父亲。他离家出走时还不到30岁。他重新安排了生活，有了一个新家。他知道他的两个女儿已经有人收养，为什么还要关心她们呢？他还有别的孩子，不在乎她们。他做得对，换了我也会这样做的。我不相信30岁不到的人会对这种事情那么忠贞不渝。
两个女孩？第三个呢？还有男孩呢？夏奈尔小姐的“谎话”说得太离谱了，让人怀疑她是不是故意撒谎。她想欺骗谁呢？每当我问她当年她的父亲是干什么的时候，她总是避而不答。
我父亲很爱我，但不喜欢我的妹妹，对她很凶，她是灾祸的化身。母亲生她时病得很重，不能再怀孩子了。而我则代表愉快和喜悦，我出生时家里一切都很好，灾难是后来发生的。父亲和一个情妇生过一个男孩，和我差不多大，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也不认识他。这段故事没有人对它感兴趣。甚至也提不起我的兴趣。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干什么呢？
我的母亲不是农妇。有人说我是一个穿木鞋的小农民。穿这种鞋是没法走路的啊！也有人说我是穿着水鞋到巴黎的！是的，我穿过这种鞋。冬天，门前是有水鞋的，那是人们进屋时留下的，进屋后就换上软底鞋。那时的冬天冷得怕人，没有人会想到去滑雪！大家口袋里装着票子，进屋暖身。壁炉上的铁锅里煮着给猪吃的土豆，小锅里煮着栗子，满屋飘香。大家不许我出去，但我还是趁有人推门进屋时溜了出去，当然是换上了木鞋。不然的话，回来时就会把满屋子弄得湿漉漉的，不过，冬天人们不常出去，呆在家里，烧着整棵树取暖。我喜欢冬天，冬天可以尽情地玩，大人们还允许我呆在厨房里。厨房在农村里是一家的中心，炉灶上的火焰把一切烤得通红，温馨祥和。
我在南方人家里度过一段时期。我父亲的家就在尼姆，他们是南方人。
在科科的记忆中，对蓬泰伊的小咖啡屋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长大后，是否有人对她提起过这个小咖啡屋呢？
您也许会想，我们在尼姆时日子过得是否舒坦。我们当时做的是酒的买卖，赚过钱，但后来就一贫如洗了。
她在杜撰，在编造。夏奈尔一家从来没有卖过酒，但她还是说出了这个谜的一些蛛丝马迹。
我们家和皮埃尔·勒令迪家在同一年破了产。科科强调说，勤韦迪是～个名不见经传，被人遗忘的诗人。他在她的一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在后文可以看到。他常对她讲述他的童年生活。科科对他的讲述记忆犹新。常常引用他的话，并把这些话融入自己的思想。
我们以较低的价格买进酒。当时还没有阿尔及利亚产的葡萄酒。只有南方产的、如果进价2苏，卖出3苏，那么就赚了。如果进价3苏，卖出2苏，就亏了。那一年，酒多得像瀚永，只好把酒倒人沟里。我是一个小孩子，家里人不避嫌我，常常在我的面前大叹苦经、我的外祖母咕咕味味地说，这里的人都认识我们，呆不下去了。
我的姨妈们有一座很漂亮的房子，这在当时是很令人瞩目的。一切都很整洁，无暇可击，但我住在里面时却没有丝毫意识。我喜欢整洁、舒适，喜欢做工考究的东西，喜欢存放散发出好问气味的衣服的柜子，擦得塞亮的地板。这种爱好应当归功于姨妈们对我的熏陶。在她们家里度过的
这段时期，使我具备了法国人稳重踏实的特性。我的这些爱好显然不是从书本中学来的。
这几位姨妈是谁？夏奈尔从来没有提到过她们的名字，也没有任何细节可循。譬如；鼻子是不是很大，头发是否灰白，穿什么衣服。但这并不妨碍我就像看到她们一样，想象出她们的模样：身穿黑色或灰色的衣服，流着整齐光洁的发髻，双手干枯，目光冷峻；披着黑披肩，两只用交叉地垂在平坦的胸部，围着黑色的围巾…她们是干什么的？她们是不是农妇？我知道她们有庄园、土地和财产……
屋里安放着桌子。庄户们一般都用实物交付田科。他们交来的常常是鸡蛋、家禽、猪油、面粉、土豆、火腿、香肠，也有把整爿猪摊在案板上的。这些东西使我大倒胃口，不过后来我对什么都不再感到吃惊了。我在英国时，住的房子华丽得无法想象，各种用具豪华无比，但都不能引起我的惊奇，因为我曾经在一座漂亮的，一应俱全的房子里度过了我的童年，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了不起的。在姨妈身边伺候的女佣个个都很快地发了福，因为她们吃得太多，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为有佣人们收拾整理。冬天，屋里很冷，但什么都有，不必吝啬。家里人还定时（主要是春天）清理成堆的床单和桌布餐巾，或是洗烫平整，或是淘汰扔掉。
科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一个碗里抽了几滴水洒在衣服上，做了一个烫衣服的动作。科科还记得漂洗衣服时要在水中放一团团增白剂。
现在的床单都有漂白粉的味道。在里兹饭店里，我的床单天天换洗，晚上我就睡在漂白粉的气味中。在外省时我的生活是奢华的，最使我惊讶的是圆形的餐巾，姨妈家里没有这种餐巾，奢侈就奢侈在每餐一条干净的餐巾上。与其要我用餐巾，不如给我一张餐巾纸，我很快就受人讨厌了，法国人真脏！
姨妈、她们的房屋、庄户们提供的奢侈食品。当人们想起育婴堂时，这一切自然都是不可思议的。整只的猪，整袋的面粉，整缸、整桶的香肠和火腿，还有鸡、鸭！这些东西都是模仿她的朋友米齐姬·塞尔特的回忆录想象出来的。这位米齐姬·塞尔特，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里谈到。她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为科科提供了记忆中找不到的东西。
科科笑着对我说，克洛德·德莱曾经建议大小姐让他的父亲德莱教授为她作精神分析，她还说：
——我对神甫也从来没有说过真话！
我做完了忏悔，觉得十分注重。我相信神甫在忏悔室里根本不知道是我在跟他说话，我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我查了一下字典，发现“读神”这个词对我的这一举前似乎较为合适。我是这样对他说的：
—一神甫，我承认曾经有过读神的念头。
他安详地回答说：
——我认为你比别人聪明。
这时我已经忏悔完毕，神甫也已知道是我在作忏悔。我有点火了，讨厌神甫。可怜的神甫弄不清我什么地方亵渎神灵了。他常到我家用午餐，但对我的姨妈极为害怕，我对他说：
——她们请您吃饭，但是并不爱您。
——我不许你这样说。
我们相处得很好，有时他会装出训斥我的样子：
——你不该随便说话。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第一次领圣餐时，姨妈们要我戴软帽，穿白色长裙，因为农家小姑娘都是这样打扮的。可我却要戴纸做的玫瑰花冠，我觉得这种花冠最美妙。我说，如果硬要我戴农妇的软帽，我就不领圣餐了。
——领不领圣餐对我都一样！
我还是戴上了纸做的玫瑰花冠！
那几位严肃的姨妈们难道就此屈服了？显然这些回忆也是虚构的。在奥巴齐纳，初领圣餐是怎样安排的，很容易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