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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他的这种态度更为坚决——使得认真的谈判成为不可能了。
总之，总统得出的结论是，无法采取什么步骤来改变戴高乐的行动，也毋须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他的行动作出什么反应。这是一个他私下反复考虑的、令人不安的结论。但是随着西欧和赤色中国变得强大起来，而且已不大依靠各自的大国后台，肯尼迪断定，东西方阵营内部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而古巴事件后紧张局势的缓和势必将扩大这些分裂。他无意挑起紧张局势，使共产党人重新联合起来，以暂时弥补起西方的分裂。
然而，决定不改变美国的战略，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采取行动。肯尼迪开始更恳切地争取更多的欧洲人，对他们希望在东西方和核武器问题上有较大的发言权表示同情，并对西德人给予特别的关注。他知道历史将乐于看到法国和德国和解，所以他拒绝了所有要他迫使阿登纳在美法之间作出抉择或迫使他延期批准新的法德友好条约的建议。但是他确曾鼓励波恩采取使戴高乐很狼狈的做法，即在批准该条约的同时加上一段序言，重申德国对北约组织和大西洋团结的保证。
同时，他还着手进行多边核力量的谈判，向法国和一支最终要建立起来的全欧核力量敞开大门。这支全欧核力量将得到美国的援助，但并不受美国的限制，这一点体现在建立一个由两方（美国和欧洲）组成的西方核理事会上面。1963年5月召开的北约组织会议组成了一支盟国核力量（不是多边核力量，而是指一些英国轰炸机和五艘美国“北极星”潜艇，它们由北约司令部指挥，但同时仍保留在其本国的编制之内）。他还作出安排，使欧洲的军事官员更为全面和更为平等地在奥马哈战略空军总部参与拟定核目标的工作。肯尼迪还设法加强美元地位以应付更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并且根据扩大贸易法推动关税谈判。他还推动货币改革的磋商和建立大西洋两岸联系所采取的其他微小而坚定的步骤。进展是缓慢的，但是在一个改变世界政治建筑的基本结构的长期演变过程中，美国是能保持耐心的。他感到这种长期的演变是不可逆转的。
肯尼迪给戴高乐的最有力、最成功的答复——一件他险些准备取消的事——就是1963年6月他的西欧、特别是西德之行。他受到的热烈欢呼，甚至是戴高乐上次成功的访问中都未曾有过的。总统在抵达波恩机场时，立即就他此行的目的作了简括的叙述：
我在“大联盟”的存亡关头远涉大西洋，行程约达三千五百英里。我们的团结是在危急的时刻铸成的；它在和平的年代里也必须保持下去。……现在，我们两国和所有其他盟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都互相有所依赖。……
我在贵国停留的时间是非常短促的，但是……只要你们需要美国呆在欧洲大陆上，美国就将呆在这里；我们的部队和我们所承担的义务都将继续保持，因为你们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安全。你们的自由就是我们的自由；而对你们领土的任何进犯也就是对我们领土的进犯。出于需要，也是出于感情，在我们走向和平或是走向战争的道路上，我们的命运完全是一致的。
两天以后，在法兰克福德国第一届议会的诞生地——具有历史意义的保罗大教堂——肯尼迪在他担任总统以后最精心推敲的演说之一中，阐述了大西洋伙伴关系这一主题。他说，西方盟国不仅面临着共同的军事问题，而且面临着类似的国内经济问题。它们不仅被危险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试图控制欧洲的决策机构的做法，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宁可看着欧洲分裂和削弱，以便美国逐个地对付它们。与此相反，我们瞩望于一个统一、强大、用一个共同的声音说话和以一个共同的意志行动的欧洲，一个能够以完全平等的伙伴身份解决世界问题的世界强国。美国将冒着自己的城市遭受破坏的危险来保卫你们的城市，因为我们需要以你们的自由来保卫我们的自由。……凡是怀疑我们的保证或否认美国与欧洲不可分割的人，凡是想把欧洲同美国分割开来，或者在盟国之间搞分裂的人，只能使那些与我们为敌和唯恐西方不乱的人，得到好处和感到舒服。
肯尼迪通过欧洲电视台向西德和意大利各地重申了这些信念，他在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同英国的麦克米伦进行的一些颇具成效的私人会谈中也重申了这些信念，所以下一周他离开欧洲大陆时确信——根据市民，领导人和新闻界的反应——“我们承担的义务及其持久性已经得到了理解。”
同世界其他领导人的接触
在肯尼迪执政的第一年里，他平均每周亲自会见一个以上外国政府的首脑和政府高级官员，以后他也常常这样做。他出国访问过十一个外国政府首脑，并在白宫接待过五十多位总统、总理、首相和王公贵族等。他对每次会晤都作好准备——无论是会见法国总统还是多哥总统——探讨关于别国的全部现有的资料，包括其政治、人物以及所存在的问题。他凭记忆列举出当地的统计数字，引用他们的著作或历史方面的材料也不带记录本，这使他的东道主和来访者得到深刻的印象并感到高兴。
由于肯尼迪自己的出国旅行受到限制，他同其他国家首脑保持着大量的书信往来——分别接见为数很多的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其他官员——派他的妻子、弟弟罗伯特、副总统和其他人出国访问——鼓励国务院官员在出现特别危机时直接与他们的对手打交道，而不要通过信件或大使——通过一年一度的内阁联席会议改善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关心和培育外国首脑个人威信的努力中，最主要的形式是请他们访问白宫。每位来访问的贵宾总被带到楼上肯尼迪夫妇的住房参观（例如，有一次肯尼迪把卡罗琳从午睡中唤醒，让她会见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让客人欣赏肯尼迪夫妇感到自豪的印度油画和法国家具。肯尼迪注意到他陪同一位总理去乘的大轿车已经很陈旧，发觉这辆汽车原来是从殡仪馆租来的，于是立即命令作了新的安排。他对巴黎大道上排列成行的仪仗队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在白宫举行国宴时也安排了同样的仪式。他认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作为正式欢迎来宾的地方未免有些寒酸，便规定用直升飞机接到白宫的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
高级人物涌向华盛顿的盛况是空前的，这使我们不大安排具有各种繁文缛节的三天的“国事访问”，而较多的安排仅在白宫共进一顿午餐的“工作访问”，以及采取两天的既是工作访问又是国事访问的折衷办法。肯尼迪几乎总是对这些会谈比对同许多国会议员举行的小型座谈会更感兴趣，他常常使外宾逗留得超过原定的时间，即使在有紧急事情要办时也是这样。他对他们的问题和政治情况的兴趣，对他们的需要和观点的广泛知识，他的机智和魅力，以及肯尼迪夫妇给予来宾的无比热情的慷慨款待——由肯尼迪亲自审阅菜单的丰盛的白宫宴会，眼花缭乱的艺术表演，以及使收受者称心的礼物——这一切都有助于使肯尼迪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建立起亲热的联系来。
这些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对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特别重要。他们喜欢他在移民、裁军、外援、刚果问题、老挝问题，尤其是民权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事实上，肯尼迪还曾特别着意地把他的民权演讲连同他的一封私人信件一起，送给每一位非洲国家的首脑）。他们特别欢喜他亲自关注他们的愿望和忧虑。甚至加纳的恩克鲁玛——他曾经谴责过美国暗杀刚果前总理卢蒙巴以及其后使恩克鲁玛的泛非政权的幻想成为泡影——也对这个美国总统抱有好感。肯尼迪赠给苏丹总统一支特制的猎枪；苏丹总统带着感激的微笑对总统说：“在我的国家里有一千三百万人民和一亿头野兽。”肯尼迪在接受海尔·塞拉西皇帝对他处理民权问题的赞扬时，建议他同罗伊·威尔金斯和司法部长会晤。新独立的坦噶尼喀的朱利叶斯·尼雷尔是他最欢喜的外国领导人之一。他微笑着问尼雷尔：“你倒说说看，当一个大国的第一个天主教总统的滋味如何？”
肯尼迪对印度总理尼赫鲁任用仇视西方的克里希纳·梅农和他在1961年底明目张胆地夺走葡萄牙的小小殖民地果阿颇为不满。但是第二年，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