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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方的防御和外交能够影响共产党国家政策的演变而言，他希望要防止共产党国家政策的支配力量出现在北京而不是出现在莫斯科，要防止这种政策由斯大林的追随者而不是由赫鲁晓夫的追随者去制订，要防止这种政策谋求向外扩张而不是向内扩张。他知道，莫斯科同北京一样，也相信共产主义将在世界范围获胜，而且可以预料，赫鲁晓夫同斯大林一样，也会利用一切正当与不正当的手段去实现这种野心。但他希望美国和盟国的力量和政策到时候能说服莫斯科和赫鲁晓夫懂得：安全地或廉价地通向主宰世界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渠道都为进行真诚的谈判而敞开，引起苏联担心的任何真正的理由都可以和平地消除，而取得和解的现实、有效的步骤——这能使莫斯科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国内——会增进双方的利益和安全。
和平的工具
肯尼迪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在他的办公室的地毯图案中编织的总统印信上，大鹰面对着和平的橄榄枝。在天花板上那个较旧的印信图案中，大鹰面对着战争的箭。下一章将叙述肯尼迪如何加强这些箭。但是，正如前几页所明确阐述的，他的目标是和平，他致力于裁军、联合国、外层空间的探索以及援助不很幸运的国家的人民，使这个国家的橄榄枝变得有所加强。
一、裁军
肯尼迪在竞选中曾抱怨说，政府中从事裁军工作的人员连一百名也没有，而且又分散在各机构中，因此他后来新设立了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世界上第一个这种全面的、专门的研究和计划机构。这个机构经一个共和党人约翰·麦克洛伊筹备了一个时期后，于1961年成立起来，由另一个共和党人威廉·福斯特担任署长。它闯过了国会的反对——以及为这机构名称的一些愚蠢的争论——体现了为提出具体裁军建议所需要的科学、法律、军事和外交等各种人才的大结合。虽然该机构的工作并不十分成功，而且，同已采取的裁军措施没有多大关系，它对迫切的小问题（如防止突然袭击的联合措施）和长远的大问题（如所有军备生产停止时所必需作出的经济调整）都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一位宗教领袖向总统抱怨说，该机构领导人中的一个有威望的企业家始终没有专门从事过和平运动的工作。但总统指出，即使是老资格的和平信徒也不会改变五角大楼和国会的反对态度。他还说：“你相信赎罪，是吗？”
在赎罪这个问题上，总统本人倒有过一定程度的经历。他原先在裁军方面的兴趣大多是出自宣传的原因——希望影响中立国和“世界舆论”。当裁军计划的制订人员在为1962年春天的日内瓦裁军会议作准备时，总统告诉他们，要他们拿出“不是十分复杂、十分谨慎以至完全缺乏力量和号召力的”反提案，去对付苏联提出的笼统的、过分简单的提案。不过他越来越认识到，在搞军备方面不存在最终的安全，甚至在我们储存的核武器有所增加时，紧张和危险也在增长。他逐渐地、但仍然有点怀疑地开始认为，裁军是确实能实现的，他在军备竞赛方面花费的钱也总有一天能用到卫生和教育事业上去，而且这个新机构在白宫大力推动下为他的政府制定的计划，也是朝着他并不指望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能实现的目标前进的一个良好开端。
总统认为不应让俄国人垄断“全面彻底裁军”这块招牌，因而在自己的提案中也采用了这个不现实的名称，尽管有人担心，认为就连这个词也是共产党的花招。美国的计划同苏联的计划大为不同——特别是美国要求检查每一国家可能保存的不论何种武器，而不只是检查它所销毁的武器。美国计划还要求分阶段达成全面裁军，同时为了监视而建立起平行的维护和平的新机构来。在这方面美国的计划也比苏联的现实和具体。在日内瓦，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就裁军问题举行的会谈，是他们最黯淡的一次会谈。这部分是由于美国还没有订出自己的计划，而两人中看来也没有一个人对苏联的计划十分熟悉。但主要是由于赫鲁晓夫冠冕堂皇地大谈起全面彻底裁军——把它说成太平盛世，到那时监视将无关紧要，禁止核试验与之相比也已经无关紧要了——至于太平盛世怎样才会出现，他只字未提。
对于象苏联那样一个迷信保密的封闭社会的领袖们来说，外界对他们国家进行监视这个概念是不堪设想的。“一种极权制度不能接受那种确实是合乎需要的监视……因为（它）只能在保密中存在下去，”总统在三人电视会见中这样直言不讳。后来，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我认为，照相机确实正在成为我们最好的监视员。”他也许是指U－2飞机对古巴的空中监视。但公众也日益知道，尽管美国飞机不再侵犯苏联的领空，在高空轨道运行的人造卫星却监视着地球的每个角落。从外层空间进行观察犹如从公海上进行观察一样，是合法的。但是它要有效得多，而且使监视和保密的种种争议多少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使总统惊异的是，苏联谈判代表于1961年秋天同意把美国关于裁军的一项新的“原则声明”作为联合宣言，但是关于对保留的武器进行监视这一很童要的问题却不包括在内。这样，他们便接受了他们长期加以反对的若干问题。但是总统说：
“所有涉及原则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而且单靠原则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向苏联提出挑战，目的不是进行一场军备竞赛，而是展开一场和平竞赛：一步一步，一阶段一阶段地共同前进，直到确实取得全面彻底的裁军为止。……今天……所有的男女和儿童都生活在达摩克里斯的一柄核剑之下。这柄核剑由最细的线悬挂着，这根线随时都可能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或神经错乱而被人割断。……除非人类在社会和政治发展方面能与武器和技术的进步并驾齐驱，否则我们的巨大力量就会象恐龙一样，变得无法加以适当的“控制，而人类也就会象恐龙一样，从地球上消失。
二、联合国
以上的讲话是引自1961年9月约翰·肯尼迪向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当时正是该机构成立以来的一个关键性时刻，是它十六年的历史中最为关键性的时刻。苏联对联合国在刚果维持和平的行动特别感到恼怒，它正在从财政方面慢慢地扼杀这个机构，破坏它的发展，它还坚持设三个秘书长而不是一个秘书长，每一个代表一个不同的集团（东方，西方和中立国家），每一个有权否决其他两个的决定。
这个通称为三驾马车（由三匹马并排拉着的一辆俄罗斯运货马车）的原则如果付诸实行，那末联合国就会永久瘫痪。赫鲁晓夫提出这个原则来是由于对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感到愤怒，指责“他乔装成一个中立人士……”。他在维也纳对肯尼迪总统说，只有中立国家，役有中立人士，并说刚果事件给苏联上了一课——联合国竟然能够干出损害个别国家利益的行为。他说，苏联并不谋求控制这个组织，但是也不希望美国来加以控制。他继续说，美国在联合国掌握着多数，可是时代是会变的。联合国不是一个议会，所以多数原则在那里是行不通的。有了三个秘书长，那就谁也不能奉行偏袒任何一方的政策了。
那时，人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赫鲁晓夫主席能做到撤换哈马舍尔德和修改联合国宪章。相反，哈马舍尔德正在一天天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更有意义。更有力量的工具。但是1961年9月18日星期一早晨，正当肯尼迪在科德角乘上“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时，他接到了一份令人悲痛的电报。哈马舍尔德在刚果因飞机失事而身亡了。总统同秘书长并不十分熟悉，但是他钦佩他的勇气和才干。他说：“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认识到由于他的去世而压在我们肩上的重担。”
仅仅三天之前，肯尼迪曾暂定在9月25日联合国大会开幕时向该组织发表演说。这时，某些方面人士建议他等局势明朗以后再说。联合国的气氛是沮丧的、混乱的。苏联人坚持说，如果不设置三驾马车，他们甚至对推选一位代理秘书长也将行使否决权。刚果行动处于搁浅状态。最后一次会议由于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的滑稽动作，有时象在演马戏那样。此外，世界许多方面——关于柏林、核试验、东南亚、比塞大等等——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这时也给联合国的前途蒙上了疑云。
但是总统相信，联合国必定有前途。他希望自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