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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见都真诚地感兴趣。例如，他在白宫时甚至还抽空同他妹妹帕特①的丈夫彼得·劳福德②谈论他的演戏工作，并为彼得尽了些力而不让他知道。
①即帕特里夏。——译者
②彼得·劳福德，美国电影演员。——译者
尽管肯尼迪家的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每一个人都同这位参议员有所不同，而他们彼此之间也有所不同。不过他们全被真诚的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的感情联系在一起。这种感情由于家庭的悲剧和自豪感而得到加强。他们全非常好强，在家里相互竞争。可是到了同外界竞争时，他们团结一致的热忱使杰克增添了力量，并使他的对手感到畏惧。
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但她生得异常俏丽、极其聪明，而且具有无比的魅力，因此她是一笔天生的政治资产。当她同肯尼迪在他们的朋友查尔斯，巴特利特家中会面时，她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女记者。据她说，“巴特利特老脸厚皮地做了一年的媒。”1953年夏天，她第一次到参议员的办公室参观时（作为他的未婚妻），似乎为他的工作的复杂性吓倒了。同年9月21日，他们在纽波特结婚后，她使肯尼迪对艺术稍微发生了一些兴趣，肯尼迪也使她对政治稍微发生了一些兴趣。
她是在远离政治斗争喧嚣的优雅的社交界里长大的。最初，她在政界和参加政治工作的人中找不到什么吸引她的东西。政治占去她丈夫的时间太多了。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过于频繁地侵犯他们俩的私生活。有位记者引用她谈到他们新婚生活的话说：“就好象是同旋风结了婚一样。就我同杰克见面这件事来说，政治多少是我的一个敌人。”她并不想撰写演讲稿或是去纠正错误，虽然她对丈夫事业的兴趣逐渐增长了。她在1960年一次简短的谈话中承认，她“从小到大受的是共和党人的教养。但是你得先做一个共和党人，才能认识到做一个民主党人多么好。”
她迟迟不愿接受竞选运动和四下握手这种辛苦生活，肯尼迪也不愿强加给她，这是可以理解的。每当她能陪他一起旅行时，她那羞怯的妩媚和微笑总加强了群众对候选人的兴趣。但是在他们婚后的初期，她宁愿寻找一些较为文静的方式来帮助比她大十二岁的丈夫：把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法文著作翻译出来，为了跟上他的阅读而学习历史（她说：“他比我同他结婚前所想象的要严肃得多。”），尤其重要的是，要为他提供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生活，使他可以抛开对世界事务的烦恼。
第二章 参议员
约翰·肯尼迪并不是参议院伟大的领袖之一。几乎没有什么具有全国性重要意义的法律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958年11月，当他在参议院结束了传统上不活跃的参议员的新手生涯以后，他为参议院作出重要贡献的机会又因为竞选总统的种种要求而日益减少——除了为公正的劳工改革和抵制非法买卖进行过战斗。
在肯尼迪任职的头四年里，他参加的两个委员会——劳工委员会和政府工作委员会——几乎没有处理过什么重要的立法工作。他想为政府工作委员会争取重要任务（例如调查院外活动）的努力和他想以自己在该委员会的席位换一个比较重要的委员会中的席位的努力都落空了。1957年，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提名他为有声望的外交委员会委员，不过1955年当参议员肯尼迪还在欧洲时，我就曾有机会写信给他说：
林登·约翰逊终于成功地补救了他提名你为外交委员会或财政委员会成员所遭到的失败。他已推荐你去担任波士顿国家古迹委员会的委员：
尽管如此，综观他在参议院的八年，参议员肯尼迪还是可以为他在委员会中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工作、为他参与的重大辩论、为他帮助挫败了不一定有益的措施，以及为他可以居功的一些较小的法案、修正案和法案修订而感到自豪。所有这些工作并不是尽人皆知或引起争议的。例如，他首先提出的那项决议案，导致了“三人智囊团”就西方对印度和巴基斯坦援助标准所作的研究。这件事极其重要，但很少被人提起。回顾一下他的投票记录以及他所倡议的、尔后又被通过的法案和修正案，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日益扩大的视野、日渐加深的信念，以及对选民、对各种思想日见增长的兴趣。除了因病缺席外，他在唱名投票时的出席记录有所改善——虽然由于他在1959…1960年的竞选活动和他在委员会中责任的加重，在时间上往往不免发生冲突。（1961年，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见尼基塔·赫鲁晓夫时曾提到，当这位部长会议主席访问美国时，他们曾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会见过。赫鲁晓夫回答说：“我记得……那天你迟到。”）
同其他参议员的关系
参议员肯尼迪始终不是参议院核心集团的正式成员。这个“俱乐部”的影响被它的辩护人和它的诋毁者共同夸大了。肯尼迪太年轻、太自由主义、太直言不讳。在他担任第一任参议员的初期，在参加一次全院的辩论时，他离开他的后座向前排靠拢，暂时坐到了参议院中的“老前辈”卡尔·海登的身旁。海登四十多年前就已经进入国会了。肯尼迪一贯对历史感兴趣，于是他问参议员海登，在这段时期内，国会如果有变化的话，到底有些什么变化。海登回答说：“从前新议员是不发言的。”
不过即使在肯尼迪担任参议员的初期，年资较长的参议员也会同意海军第一次提升他时所写的报告：“很乐于工作，工作非常认真。”几乎所有的参议员都喜欢他和尊重他。民主党内的同僚也很赞赏他，因为请他在捐款宴会上发言或在电视报告会上露面，总是有求必应的。他的亲密的友人既有约翰·谢尔曼·库珀这样的自由派共和党人，也有乔治·斯马瑟斯这样的保守派民主党人。他对院内辩论所作的贡献，以细致的事实和冷静的逻辑性而受到了好评。他在委员会里和在全院的独立投票被誉为明智、勇敢和克制的产物。
在他的同事中，他并没有真正的“敌人”——可能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缅因州的女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肯尼迪在1963年把她称为“一个很可怕的政治人物”。在他为其他新参议员竞选人奔走期间，史密斯把肯尼迪替跟她竞争的一个民主党对手所作的竞选活动看作是对她个人的冒犯。她是持这种看法的唯一的共和党参议员。
另一个“敌人”是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麦卡锡和肯尼迪有很多理由应该接近。没有一个州比马萨诸塞州拥有更多的支持麦卡锡的人。没有一家报纸比波士顿《邮报》更忠于麦卡锡的全部事业。在1952年的参议员竞选运动中，麦卡锡没有在马萨诸塞州发表演说，由于肯尼迪和洛奇两人都拿不准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就都没有对他的做法提出疑问。麦卡锡的委员会在1953年曾聘请鲍勃·肯尼迪做他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以前，他曾到科德角去拜访过肯尼迪家的女孩子们。有一段时间，他还受到过肯尼迪大使①的嘉许。
①指约翰·肯尼迪的父亲。——译者
但是麦卡锡追查赤色分子、左倾分子和追求头条新闻等滥施淫威的做法，往往践踏了那些无辜者的自由权利和情感；约翰·肯尼迪是一个富于理性、通情达理的人，不可能对所谓麦卡锡主义的极端主义无动于衷。他投票反对批准麦卡锡的朋友罗伯特·李去主持联邦交通委员会——这次投票变成了对麦卡锡的实力和观点的一次考验。在这次投票后，麦卡锡在走廊里遇到肯尼迪时总连头也不点便走了过去。麦卡锡还为下列几件事感到很失望：肯尼迪支持查尔斯。奇普“·波伦出任驻苏大使；不顾麦卡锡私下的要求，支持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出任驻西德大使；支持哈奇法案的一项修正案，该法案使麦卡锡的朋友、当时国务院安全事务的首脑斯科特·麦克劳德无法发表政治演说；以及后来反对提名麦克劳德出任驻爱尔兰大使。（肯尼迪对我说：”对他们想去掉麦克劳德的要求我很同情，他为什么老是挑剔可怜、古老的爱尔兰呢？“）
此外，肯尼迪还是麦卡锡担任主席的政府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中麦卡锡一方的眼中钉（麦卡锡又是该委员会所属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当麦卡锡打算委派前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为全体会议总顾问时，肯尼迪担心布鲁斯特著名的那种手法会把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