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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密的垄断组织里，领头定价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不是露骨的。它们习惯于共同行动，担心遭受歧视，同时又不存在潜在的新竞争者。……法院行使谢尔曼法的潜在权力……有足够权限……改组钢铁工业的领导成分。
我们并没有试图进行这样的改组。在随后的两年中，当反托拉斯部门控告钢铁工业密谋操纵价格的七份重大的控诉状都成立以后，对肯尼迪兄弟马上召集大陪审团进行调查一事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一个大陪审团于1964年4月就最大的一份控诉状作出了判决。该陪审团是从肯尼迪兄弟组织的上一个陪审团那里取得情报的。
1962年4月，使反托拉斯官员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伯利恒钢铁公司总经理马丁在布劳宣布涨价前不久发表的一项声明——说这时不是涨价的时刻。但是伯利恒钢铁公司是首先加入美国钢铁公司一起涨价的。这是一种玩弄阴谋、实施垄断、蓄意欺骗的证据呢，还是象他们自称的那样，是对他们的讲话引用得不正确呢？反托拉斯司有责任予以查明。联邦调查局人员的正常工作是为政府各个部门调查事实，他们不仅访问了所有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美国钢铁公司的总顾问告诉他们，他和他的同事“太忙了”，当时无暇与他们交谈），而且也访问了采访过伯利恒钢铁公司会议的三个新闻记者（他们都支持自己的报道）。
我为星期四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会议所草拟的文件中仅包括两个明确的项目：反托拉斯和国防部采购行动。虽然这两个行动都助长了事情的重要性的总的气氛，但两者都没有提供撤销钢铁涨价的措施。出席那天早晨八时五十分的会议的，除总统和我之外，还有罗伯特·肯尼迪先生，戈德堡先生，麦克纳马拉先生，霍奇斯先生，财政部副部长福勒先生，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狄克逊先生，沃尔特·赫勒先生，拉里·奥布赖恩先生以及几个次一级的内阁成员和助理。大体上就是这一批人组成的战略小组在第二天又举行了会议。
看来唯一的其他切实可行的行动将是采取新的立法措施。尽管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很早就支持总统的立场，但总统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途径。他回忆起杜鲁门强制铁路工人复工的倒运的行动，又回顾了一下他前一天早晨的处境，不想仓促行动。钢铁工人工会已履行了他们的义务，总统不想采取同钢铁工业界对抗的行动——例如，对钢铁工业征收关税和国内赋税的建议——因为这将减少钢铁工业的就业人员。正在佛罗里达州休假的财政部长狄龙，则反对目前对拟议中的投资纳税优惠办法和折旧提成改革作任何变动。总统说，如果短期内不能撤销涨价，他将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并不是一项法令。
政府中的所有经济学家将合编一份《钢铁实况》或《钢铁白皮书》，广为分发。我们还通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各民主党州长对钢铁涨价表示遗憾，并要求地方钢铁界人士不要加入涨价行列。政府发言人奉命参加各种电视访问节目。
在国会上，参议员凯弗维尔已对总统准备战斗的号召表示欢迎，并安排好由他的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进行一次调查。众议院的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两院的小企业委员会，以及其他委员会和个别成员都对总统表示支持。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和州长候选人，众议员范·赞特和斯克兰顿电告罗杰·布劳，钢铁涨价“对宾夕法尼亚州，对美国，对自由世界来说，都是错误的”。除了少数可以预料到的例外，全国的社评作者和专栏作家都拒绝支持涨价，而且绝大部分是支持总统的。
那天下午，布劳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是温和的、采取守势的。霍奇斯在答复中进行了猛烈的回击，他斥责有“一小撮人实际上是把美国钢铁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美利坚合众国放在第二位的”。他嘲笑了布劳的一种论点，即国外的竞争使涨价成为必要的事，他还驳斥了公司的一种托词，即提高别人的机器成本是美国钢铁公司可以获得足够资金来使其本身机器现代化的唯一办法。
可是当公众继续猛烈抨击时，总统却也在探索私下劝说的途径。在这场战斗初期，他就曾要求他的政府中与企业界有联系的人员——包括霍奇斯、古德曼、赫勒、麦克纳马拉、吉尔帕特里克、福勒、狄龙、戈德堡、鲁萨等人——同那些仍然保持不涨价的钢铁公司、有可能考虑撤销涨价的钢铁公司、与钢铁工业有联系的银行家、钢铁买主和钢铁业的律师等上述几方面人士中他们原有的熟人进行接触。他们不用进行威胁，也不用提出什么引诱办法，而是向他们指明物价稳定和较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并且要在政府和钢铁公司之间建立起可靠的联系渠道。
这一分化瓦解策略的不少希望都寄托在芝加哥的内陆钢铁公司身上。该公司的总经理约瑟夫·布洛克被认为是一个“工业政治家”，在总统的劳资问题咨询委员会任职。布洛克虽在日本，但政府还是连续不断地打电话给内陆钢铁公司的其他行政人员。内陆钢铁公司认识到，制止国际收支和通货膨胀的恶化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认识到政府在帮助获得一个反通货膨胀的劳资协议中应起到作用，于是也认为1962年4月不是提高价格的时候，并于星期五早晨宣布它不涨价。总统立即打电话给另一位朋友，凯泽钢铁公司的埃德加·凯泽，而这个小得多的公司也作了同样的宣布。还有另一家公司，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也宣布，它将来至多仅考虑对某些品种有选择地涨价。
星期五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会议上，出现了一种乐观的调子。宣布不涨价的公司，加上直到那时还摇摆不定的阿姆科钢铁公司，大概拥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钢铁生产力，如果它们坚持不涨价，还可能使其拥有的生产能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弱。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根据他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的经验说：“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放弃那额外的百分之十里边的任何一宗生意。他们就不得不都把价格降低下来。”我们于是一致同意，主要的努力应该是对阿姆科钢铁公司施加影响。
阿瑟·戈德堡没有参加星期五的会议，他到纽约去参加与美国钢铁公司行政人员举行的三次秘密会谈的最后一次。总统在开头的怒火消失后，对向他挑战的公司和钢铁工业都并不记恨。他所寻求的不是报复，而是撤销涨价的问题。那些以比较简单化的阶级冲突观点来看待大企业的人认为，钢铁业故意欺骗了他，应当予以惩罚，而不应当与之谈判。但我自己的信念是，钢铁工业的错误行动——这种错误行动使美国总统误解了钢铁工业的意图，他很迟才知道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而且他们挑选的时间也使总统显得很不好——是缺乏考虑的结果，而不是恶意的产物。要是理查德·尼克松①在白宫掌权的话，钢铁工业的大多数总经理可能多少会审慎一些，因为在1960年他们花了比这一次大得多的代价取得协议后才没有作出让步的。虽然这样，我还是认为，他们的动机主要是基于狭隘的、目光短浅的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
①在1951年的竞选运动中，他们给予尼克松的捐款比给予约翰·肯尼迪的要多二十五倍。
美国钢铁公司与仿效其行动的大多数公司不同，它虽然维持了正常的股息，事实上它的利润却下降了。罗杰·布劳每年的薪金比美国人民付给他们总统的薪金要多好几倍。肯尼迪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个诚挚的人，即便多少有些呆板。布劳在钢铁工业界的某些同事很可能抱着“让我们给白宫那个人看看谁是主人”的态度，而总统的反映似乎使布劳和另外一些人真正感到惊讶和关切。
当总统在星期三深夜通过查利·巴特利特渠道获悉也许可以取得一致意见时，他指示他的劳工部长同美国钢铁公司财务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泰森进行商谈。后来，考虑到戈德堡过去曾经是钢铁工业的对头这一点似乎会妨碍该公司屈从，肯尼迪便要求克拉克·克利福德作为一个不在政府任职的公司律师，也代表他参加。在这以前，我们还要求同布劳友好的两个银行家向他指出他的错误行为。受到钢铁工业界尊重的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打电报给布劳，要他撤销涨价的决定。当泰森通过中间人提出他同沃尔特·赫勒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