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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钢铁价格争端
一个强有力的私人利益集团对总统反通货膨胀的努力——以及对总统的职权和责任的最直接、最危险的挑战，是来自1962年的钢铁工业方面。
虽然约翰·肯尼迪和美国钢铁公司之间的戏剧性对抗在那年4月份才达到了高潮，总统本人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对此感到关切了。在他就职之初与戈德堡部长（他以前是钢铁工人工会的法律顾问）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就对钢铁价格的任何提高会影响到国际收支和反通货膨胀的努力的问题表示关切。
总统的关切是很有根据的。钢铁工业不仅是我们最大的工业部门之一，而且它的价格几乎对所有其他商品的成本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在美国经济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它的产品又是如此之多的其他资本商品和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它的价格的高低长期来就是所有工业产品价格的前导。“钢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也就随之而来”，这是长期以来正确地总结起这个国家价格动向的一句精辟的话。
1948年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曾责骂该工业部门提高价格，他预言这种增长会迫使其他物价上升，并鼓励劳工提出进一步的工资要求来。他的责骂虽属徒劳，但他的预言却不幸而言中了。在1947年到1958年间，钢铁价格提高了一倍多，比其他工业品价格的增长速度要快三倍多。经济学家估计，1958年以前，批发价格指数上升的最大一个因素就是钢铁价格的提高。
这一方面应责备劳工。由于少数公司的支配性影响，参加钢铁劳资谈判的双方私下都认为，资方对谈判达成的任何工资调整，只要调整钢铁价格就可以支付。结果，钢铁工业工资的增长在1947年和1958年间比生产率的增长还要快，而钢铁价格的上升甚至比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还要快。
从1958年以后，钢铁价格一直是稳定的，而批发价格总的说来也是如此。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我们的国际收支和黄金储备则远远不是稳定的。在以往几年中，美国钢铁价格上涨的速度远比我们海外的竞争者要快，我国在世界钢铁出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于是不断下降，而外国输入我国的产品则增加了三倍多，这在1957年到1961年间几乎占我们国际收支逆差增长数的四分之一。构成美国出口耐久商品极大部分的美制机器、机床、设备和车辆，也有赖于钢铁产品及其价格——正如我们出口的大部分其他重要商品一样。1961年，肯尼迪总统看得很清楚，钢铁价格的另一次较大的上升很可能不仅会引起一次新的通货膨胀，而且会带来灾难性的国际收支逆差和黄金的外流。
那年，他眼前最关心的是，钢铁工人的工资预定在1O月1日将自动增加，而正如报刊上所报道的，钢铁工业界越来越多地谈论着届时钢铁价格将上涨的事。10月1日增加工资一事是根据1960年的一项协议所允许的第三次，也即最后一次的增加。那个协议结束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钢铁工人罢工。在副总统尼克松赞助下达成的这个解决办法还带来了一个颇有根据的传说，说各钢铁公司已同意在选举之前不提高价格。肯尼迪同协助拟订那份合同的戈德堡商量，是否应该请求钢铁工会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在10月1日提高工资。但是这将给劳资谈判达成的合同的稳定性造成一个不可信的先例。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分析表明，10月1日增加工资这一步骤是在日益增长的生产率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的，能够在不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办到。经济顾问委员会指出，每吨钢铁的劳动力成本并不比1958年为高，但钢铁界后来对这些数字表示了异议。戈德堡部长告诫说，真正的问题将在于1962年一个新合同的谈判上。
9月6日，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十二家最大的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敦促他们不要在10月1日或其后提高价格，详细阐明了更高的钢铁价格一般会对国家的国际收支和物价的稳定带来的危害，特别是对钢铁出口将会造成的损害，指出了这些公司的股东已经获得的高额利润和收入的情况，同时提醒他们，政府为阻止他们所引起的任何通货膨胀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限制性的货币与金融措施将会推迟我们国家从衰退中恢复过来，也将妨碍钢铁工业实现生产能力更大利用率的希望。接着，他提出了这一关键性的论点：
钢铁工业提高工资就会加剧通货膨胀，我不想低估制止这种情况的迫切性……钢铁工业界人士曾经表示愿意制止价格…工资的螺旋形上升。如果他们现在放弃涨价，那末到明年春天劳资谈判时，就保持了三年半价格稳定的记录。到那时，劳工代表很明显地也应当把他们的工资要求限制在同价格持续稳定相一致的水平上。明年春天，钢铁工业道义上的地位——以及它要求舆论给予的支持——将会由于它目前在价格方面的克制而得到加强。
有几个人的答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几个人的答复则是粗鲁的，没有人作出任何诺言——但是价格并没有调高。一周以后，总统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朋友，钢铁工人工会主席戴维·麦克唐纳，强调指出在1962年“为了全体美国人的利益……需要在提高生产率和稳定价格的范围内”签订一项劳资协议。共和党人抗议说，总统应该关心“通货膨胀”问题，而不应该关心某些工业部门的涨价问题。但是没有人误解总统的愿望：即他认为1962年谋求达成协议一事既没有必要，也不会导致价格上涨。
为了减少顾客由于认为罢工或大幅度的涨价不可避免而进行的破坏性钢铁囤积，总统通过戈德堡部长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要求劳资双方加快他们之间的谈判。在总统同意之下，戈德堡部长先同钢铁工业的主要谈判代表R·康拉德·库珀进行会谈，然后同钢铁工人工会主席麦克唐纳会谈，接着又同双方的其他人士会谈，其中包括同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罗杰·布劳的一次电话会谈。1962年1月23日，肯尼迪在白宫同戈德堡、布劳和麦克唐纳作了私人会晤，而早在前一年9月他也已经接见过布劳。
在所有这些会谈中，总统和戈德堡都强调指出，他们所关心的不仅是要早日签订一项协议——协议本身并不重要——而是关心能签订一项能使涨价成为不必要的协议。说得更具体一点，肯尼迪总统对工会的巨大影响和劳工部长的斡旋都被运用来促成这样一项协议，如果劳资双方都同意的话。假如总统取得了成功，就不再要求钢铁工业作出维持价格稳定的正式保证，而且也不会立即作出保证。总统说，由政府出面要求作出这样的保证，那就“变得很不得体”。虽然布劳和钢铁工业的其他发言人每次都抱怨成本增高和利润减少（这被认为是劳资谈判的开场白中惯甩的“叹苦经”），然而钢铁工业还是接受了政府的帮助，但他们对总统的唯一目的没有任何幻想，也没有做出不论达成什么协议，他们都要提高价格的这种表示。
罗杰·布劳后来声称，虽然舆论界曾作出种种暗示，说价格即将上涨——钢铁工业和报界中的其他人似乎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些暗示的意义——但是他和钢铁工业的其他高级人员在同政府的直接接触中都无意利用这些机会通知总统要采取这一行动。相反，钢铁工业界人士自愿参加了一项事实上是三方面的协议，这项协议显然是以总统的这一前提为根据的，即钢铁涨价是不可取的，除非工资的增加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否则就不应涨价。
但这也不是消极地接受最小限度的帮助。库珀在同他的钢铁界同事们讨论后，通知戈德堡说，他们同意不涨价。直到这时，戈德堡才同麦克唐纳进行了商谈。劳工部长代表总统打了一系列的电报、电话，并进行了一连串的访问，协助使谈判早几个月在2月便开始，等3月间谈判破裂以后，又协助使它们重新恢复，而最重要的是，他协助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