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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他并不擅长于大多数议员所爱好的闲谈，但有几个议员告诉我，他们对于总统熟稔某一法案的细节这一点感到惊诧不已。
总统坦率地说，任用权“确实使我们拥有一些影响力，……可是没有许多职位可安排。”这里他也许可以补充说：头疼的事倒不少。人事安排上的争执使他在好几个州里树的敌人比交的朋友还多。七十五年以前，联邦政府每八千个职位中，有七千个不是按量才录用的原则任命的。到了1961年，这种比例则是八千个中差不多只有二十个，而这二十个职位中仅仅有四个是由总统任命的。而且，这二十个职位中大多数要的是受过训练的低薪的专家。不过有的时候，不论同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打交道，在投票的紧要时刻，一个具体的人事安排可以使总统和某个关键的议员互相讨好。
但是肯尼迪在博得共和党人的投票支持，特别是在国内政策的投票方面，通常总没有取得成功。1961年后，仅仅由于赢得南方民主党人的支持，才使他能在参众两院五次点名表决中连续赢得了四次。但是在外交政策、民权和其他一些问题上，他同共和党保守派领袖德克森和哈勒克的友好关系得到了报酬。肯尼迪喜欢他们俩，把他们看作同他一样的行家而加以尊重，并喜欢就他们的成败同他们一起开开玩笑。事实上，到了1962年，他与德克森的关系极好——他一直认为德克森很风趣，而且通过爱国主义（或封官许愿）的召唤往往还可以改变其立场——以致他们俩都不得不向各自的党一再保证，他们彼此并没有过于亲密。当总统出发到伊利诺斯州去帮助德克森的对手竞选时，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温和地断言，他并没有被“肯尼迪主义软化”。
每年在对外援助问题上进行的斗争，最能说明赢得共和党人的投票是多么必要和何等困难。肯尼迪希望在1961年为重订过的国际开发署的计划取得长期贷款权，从而使一个新国家可以在较有条理的基础上去制订其发展计划，而不是每次仅安排一年的计划。同时，这还便于较为精确地确定其他国家应当提供多少援助，受援国本身预期可以承担多少。但是国会不仅拒绝长期提供资金——它只同意承担长期的义务，而没有拨出款项来作为后盾——而且迫使总统不得不每年进行一场大战，以防止对援助计划作出重大的削减。
为了谋求共和党的帮助，肯尼迪在举行对外政策的背景介绍会时把两党的国会领袖都邀请了来，他十分依靠他所任命的高级职位上的共和党人，他争取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对国际开发署的法案发表声明，同时还公开回顾他和他的党在早年给予艾森豪威尔的支持。
为了谋求民主党的支持，他通过电话或者在办公室里同一些主要成员谈话，就同他从前凑集代表那样拉拢人家投票：“萨姆，我知道你的选区里的情况，这不会在那里损害到你……迈克，我很明白，对你来说，这可是一场硬仗，不过今年秋天我们会始终同你站在一起的……艾尔，遇到表决处于势均力敌的时候，请同我们一起投票赞成把议案发交委员会去重新考虑，然后在最后表决时你可以投反对票。”总统同意在他们所喜爱的项目上给予帮助，或者到他们的选区去发表演讲。在到加利福尼亚去的一次旅行中，总统干脆不邀在委员会里讨论对外援助法案时一贯不支持他的当地的民主党议员上讲台。另一个不顺从总统的民主党人发觉，原定在他的地区建造的新的联邦办公大楼的经费突然从预算中去掉了。有天晚上，总统对我说，来访的新兴国家总理不止一个曾直率地表示，他们不能理解一位民主党总统何以无法说明一个民主党的国会在对外援助问题上会采取什么措施。
为了谋求公众的支持，他通过电视演说、记者招待会以及在全国各地发表的谈话一再促进这项计划的实现。他说，反对外援计划的人，应当认识到，他们严重地限制了我捍卫美国利益的能力。他们不是在省钱。……由于我们的援助，三百五十万盟国军队只花掉维持一支数目相仿的美军费用的十分之一，便能驻扎在共产党国家边境沿线。如果共产党在这些地区突破成功，需要美国直接进行干预。那么我们所花的费用就要比我们的全部对外援助多上好几倍。
他还说，同我们在马歇尔计划实施初期所作的努力相比，他的计划就所负担的费用而言，按比例只相当于当年的四分之一，但是需求方面却比当时更大了。“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下子对此变得这样厌倦”，他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国会有它的责任，但是……没有这项计划，我就不能在外交政策方面尽到我的责任。”
但是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安那州的奥托·帕斯曼却认为，他每年要尽到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多地削减掉一些对外援助。帕斯曼对总统个人的呼吁无动于衷，他并且在两党的北方和南方议员、保守派和自由派议员的支持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出外援计划中的一些浪费和错误的事例来。由于国会经常挑剔、执行机构经常改组、拨款经常推迟，以及该计划的最热烈的拥护者经常改变重点，这项计划未能自始至终保持高效率和吸引力。有势力的选区或利益集团没有一个是支持对外援助的。马歇尔计划至少对那些祖籍为西欧受援国的美国人具有号召力。然而几乎没有什么选民同印度、哥伦比亚或是坦噶尼喀有密切的关系。
每一年肯尼迪总被帕斯曼弄得有所损失，每一年总统也总稍许更尖锐地抨击一下“一些口头上反对共产主义蔓延……尔后又投票反对拨出必要的款项，以防止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产生动乱和共产主义危险的那种人”。他指定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保守的私人企业的代表组成一个小组，审阅他的1963年国际开发署的要求，对此他私下承认，“明知是冒风险的”。这个小组在卢修斯·克莱将军的领导下，建议在外援方面作一些削减，同时又为这个计划作了强有力的辩护。但是帕斯曼一伙不理睬这种辩护，却接受了那些削减，于是作了更大的削减——这下子肯尼迪可真弄巧成拙了。
肯尼迪倒没有因立法上的挫败而怨天尤人。在克尔、米尔斯或是德克森反对他的计划取得成功后的第二天，他毫无困难地总能同他们一起工作，正如他的政府里可以容纳那些反对提名他的人那样。他时常以两句政治格言来提醒他的妻子和兄弟，不要对那些反对他和背弃他的人感到怨恨。这两句格言是：“在政治生活中，一个人没有朋友，只有同盟者”和“要宽恕，但决不要忘却”。
但由于他得的票数和他的对手相差不大，他不能心存奢望，想去攻击所有的共和党议员或南方议员。他指着一份日益增剧的世界危机的清单对一个来访者说：“我不得不拿国会当靠山，同他们疏远我可经受不起。”肯尼迪在立法上受到的挫败，以及通常随之而来的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百分比的下降，全被看作是政治活动中常有的情况。他说，“个人的生活，以及国家和国际的生活，都是有节奏的，时起时伏。……如果在一届非常紧张的国会会期结束之后，我（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仍占百分之七十九，我会感到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1961年10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他将以62：38击败尼克松时，我向他祝贺，他却回答说，在他重新当选之前，得票差距还会起落许多次。他知道，他个人的斗志和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百分比每逢国会冬季休会时期总上升，这绝非巧合。但是政府提出的大批争执激烈的法案要求每届会期比前一届更长些。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坦率地说：“当国会不在市里开会时，我在多方面都轻松了不少。可是……我们不可能全离开市区。”
国会领袖告诫总统，他提交国会的法案超过了国会可以接纳的数目——三年里一总提交了1，054件——但是总统要想起引导作用，要想规定议程，要想开始干起来。“他们反正只打算通过我提交的法案的一部分”，当我们在棕榈滩准备总统1963年的计划时，他对我这么说。“如果我在1961…1962年提交的重要法案只有原来数目的一半，那么他们也只会通过实际通过的一半而已。”除非一项法案“完全被阉割掉……弄得貌似成功而实质却荡然无存”，否则他宁可作出妥协，而不愿使法案完全被否定掉——“在我们的某些政治立场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