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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突然使气氛再一次轻松起来。“我希望你们认识到，”他笑嘻嘻地说，“白宫的防空洞容纳不下我们全体人员。”我们互相开着玩笑，说谁有资格被列入进防空洞的名单。
随后，他作了几项指示：在同空军进行一次最后的谈话之前，暂时不作决定；在他于星期一夜晚宣布之前，暂时把决定保密；以及重新草拟他将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的演说。他并没有显出一点热狂激动或垂头丧气的神情，始终保持着我经常看到的那种满怀信心的镇静。尽管这一星期排满了令人疲乏的会议和行程，他的嗓音还是生动有力，发的命令也是干脆而明确的。后来，我回到自己在白宫西侧的办公室去起草新的演说稿，他那良好的情绪使我感到无限振奋，他那深厚的感情使我感到无限温暖，而他的沉着坚定又使我感到无限鼓舞。
几分钟后，总统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你注意到道格·狄龙①所说的关于丘辟特导弹的那些话吗？”我说我注意到的。那天下午的会议曾谈到上届政府设置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丘辟特地对地导弹很容易受到苏联的袭击，而苏联人似乎有可能想把自己新近设置在古巴的导弹说成是和美国设置丘辟特导弹对等的东西。肯尼迪的财政部长狄龙曾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国务卿，他当时在会上插话说，丘辟特导弹实际上是因为上届政府发现它们对美国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才强行设置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
①即道格拉斯·狄龙（1909——），美国狄龙…李德财团的头子，又是洛克菲勒财团代理人之一，历任美国驻法大使、副国务卿、财政部长等职。——译者
约翰·肯尼迪说，“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你是否确实已把这个情节记录下来，往后好放进我们要写的那本书里。”我象往常那样地回答他说，“你是说你要写的那本书吧，总统先生。”
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要代替他当时想要写的那本书的。本书尽可能地反映了他一生中最后十一年所持的见解；尽可能地使用了他的词句和思想；尽可能地说明他思考问题的依据。
我深信他本来会写出这样一本书的。在他进入白宫的头一个月里，他说过：“最近有人说，不论我当一任还是两任总统，我都会发现自己卸任时正处在一个所谓尴尬的年龄——再开始搞一项新事业吧，已嫌年纪太大，写回忆录吧，又还太年轻。”但在几次谈话中，他都曾对我明确表示，他打算一离开白宫就写回忆录，至少先写他担任总统期间的经历。这很可能是一部长篇著作的第一部分。
这本来会成为一部了不起的著作的。创造了那么多历史的美国总统中没有几个人具有象他那样的历史意识或写作才能，也没有几个人乐于象他那样开诚布公。他不仅能够客观地估量自己的行为，而且深切地关心着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当代的选民会怎样估量他的行为。在这方面，大多数政治家都望尘莫及。他自己对于担任公职的回忆将构成一部令人难忘的著作——它具有材料翔实、惊人坦率、风趣而精明等特点。为他写传记或编年谱的作家，没有人能指望写得象他那样好的。
而且，凡是向往这项工作的人首先必须知道，肯尼迪不仅是一位历史学者，而且也是历史和传记著作的一位严格的批评家。他凭自己的本领赢得了普利策传记奖金。在他为撰写《勇敢人物的画像》而进行调查研究时，他对优秀传记的贫乏表示惊异。在担任总统的岁月里，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历史取决于写历史的人。当今一贯不正确的新闻报道使他怀疑，研究他这个时代的人将来究竟会对这些报道相信到什么程度。当密西西比州议会就1962年在州立大学内发生的冲突事件拟定一份官方报告时，他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在肯尼迪弟兄指挥的倒霉的联邦法院执行官员身上。当时总统曾说，这就是一代以后的学者们将要仔细衡量的那种地方文件。他还说：“这使我怀疑，我所知道的联邦重建时期①的种种弊病是否真的全属事实。”
①指美国南北战争后，原退出联邦的南部各州的改组与重新加入联邦的时期。——译者
他把最严格的检验尺度应用到写他本人的作品上面，这一点并不足为奇。在他出任总统之前，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定的选择余地，那时他对谁为他写传记就已经很挑剔了。他注意到，写他事迹的书籍和杂志文章不可避免地大半都互相抄袭，它们重复着同样的神话、谬误、断章取义的引文，以及先前已经驳斥过的辩解。（一个特别恶劣的例子是，人们经常反复指责当肯尼迪还是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在哈佛大学一个研究班上所发表过的言论。在这种指责已经彻底破产的十年之后，它们居然还在流传。）1958年，他在其接触的出版界人士中花了很大气力去制止一本计划中的他的传记的出版。这本传记的作者在可能接受他的作品的出版商面前自称为肯尼迪的密友。事实上，参议员肯尼迪认为此人并没有掌握必要的材料，并且既不客观也不可靠。
他的这种反应部分是出于他对人家的批评过于敏感。但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对历史是否会准确地描绘自己感到关切。因此，他在1959年同意把有关的档案和事实无条件、无限制地提供给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教授，供他写出和出版了写到他出任总统前为止的唯一的一部严肃认真的传记。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以为伯恩斯会写一首颂歌（伯恩斯也没有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相信伯恩斯的才能及其在自由派知识界中的地位，将使该书在读者心目中的价值具有预期的那种高度。
等他进入白宫以后，他对历史的关心仍一如既往。他相当注意将要保存他的文件的那所图书馆。新闻界和其他作者很容易受到他的接见，他在公共场合或私下讲话都很坦率和清楚有力，而且总是决心要对问题进行阐明、启发和解释。在他的工作班子里那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要求下，他同意建立一套规定，即要趁参与重大事件的人们记忆犹新的时候，把他们知道的第一手回忆材料记录下来。
但是他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办这件事。他曾作出安排，对重大问题的讨论进行详尽的录音。有时他为了存档，还口授关于会谈的备忘录。但是对许多关键性的决定，他都是通过口述而不是通过书面，用电话而不是用手谕，对一个人而不是对许多人传达的。在他遗留下的书面案卷中，包括他的演说稿、咨文、电报、信件和备忘录，也只有比较少数是根据他口授的或亲自拟定的初稿写成的。
而且，在某些方面，他处理事务的方法也故意使人难以捉摸。虽然参与内部机密的人比局外人知道的要多许多，但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助手、朋友或其家庭成员，知道他的全部思想和行动。我在他的参议院办公室和白宫办公室所担负的特殊责任，使我能够对很多问题都知道一点，可是决不是对任何问题什么都知道。他的动机往往是别人不知道或不清楚的，因为他总避开明显的和容易的途径，而且他常常过分忙于作出下一个决定，以致无暇解释上一个决定。
有时候他谈话的口气好象希望我们把重要谈话用备忘录的形式保存在档案里似的。他那不准将来写“秘密”回忆录的规定（这项规定来自玛格丽特·杜鲁门①向他提出的一项善意的告诫）只适用于管家班子的人员，并不适用于他的职务上的助手。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又明白指出，在密谈的时候，如果他认为一个或几个参加谈话的人会匆匆地把他们对他的观点的解释记载下来，那末他将感到很不自在。
①玛格丽特·杜鲁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女儿，著有《哈里·S·杜鲁门》一书。——译者
他是一个希望有人把他的执政时期写出一部伟大著作的那种总统，但他又是宁愿亲自撰写这部著作的那种总统。他相信施莱辛格会写出一部扎实的著作，除此以外，他对大多数官方回忆录和日记的可靠性都表示轻蔑。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演说稿的兼职起草人埃米特·休斯辜负了共和党官员们对他的信任，因为他引用了他们私下的谈话来诋毁他们。肯尼迪说，“我希望这里没有人在写那样的书。”
本书就不是那样，甚至不是一部不偏不倚的著述。一个充满热情的参与者不可能是一个客观的观察家。我既然对约翰·肯尼迪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