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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看上去不大象一个政治家，但他却显得越来越象一个胜利者。他具有把次要的候选人带着一起走向政治胜利的历史。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使人感到他会一直干到底的。他的竞选班子虽然缺乏经验，却既有能力，又有信心。他的“新的专业人员”，象奥布赖恩和奥唐奈，都比全国闻名的“老专业人员”工作更为努力也更熟悉各种各样情况。他在一个联合的新英格兰代表团里有一个牢固的政治基地，其规模可以同任何一个大州相比拟。
宗教方面的障碍
但是投在上述这些光明面上的阴影仍然是肯尼迪的宗教信仰问题。民主党人要的是一个总统，而不是什么原则。如果不能提名一个天主教徒当候选人，或者如果提了名，却不能当选为总统，那末不论理由多么荒谬，任何一个民主党政治家都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肯尼迪的提名，而丝毫不能算作偏执顽固，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肯尼迪也没有把所有怀疑天主教徒能否当选的民主党人就看作是顽固分子。他并没有召唤人们来掀起一场运动，以取消不让天主教徒进入白宫的禁令。他并不急切地想为他的祖辈在波士顿遭到的歧视复仇。而且同某些报道相反，他对于成为第一个天主教徒总统将会带来的不论何种荣誉也并不感觉兴趣。他只是想成为总统，而恰恰又是一个天主教徒。虽然他的正式立场是，表示对选民们的宽容具有信心，他对人家提的一个问题苦笑着回答道：“今后我在来世会得到报酬的——虽然我不一定会在这里得到它。”
1960年，他写信同我谈论我们的竞选方法时说：
现在的问题是，有多少人将投票选举肯尼迪，他除去其他条件外，还是一个天主教徒。一旦我们卷入一场……关于存在什么天主教徒选票的辩论中去，那么我们就的确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了。
这样，他一再说他不希望任何人根据宗教信仰这个因素来投他的赞成票或反对票，他不希望这个毫不相干的标准成为他能否获胜的原因。有人指控说他威胁他的党如果党不提名他，他就要利用天主教选民来进行报复，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既没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这种力量把天主教选民的感情作为一根大棒来利用——而且他说：“我不能相信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会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进行。”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在预选中获得全胜，在投票中领先并掌握大多数的代表，那末少数几个党的领导人如要拒绝对他的提名，只有说：“我们不能接受他，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可是，他知道，他们将发现，要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很困难的。
预选小结
……肯尼迪创造了一些新的总统竞选方式，使那些习惯于老办法的人不得不钦佩他。卡迈因、德萨皮奥说：“他比所有的职业竞选人员更精明。只要他跌一交，那些狼立刻就会朝他围拢来的。”可是那些职业竞选人员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同时，却过低地估计了肯尼迪。
他单在1960年这一年里，就乘飞机巡行了二十四个以上的州，行程约六万五千英里——其中多次是在关键性的预选搏斗中进行的，大都是与他的妻子一起去的。他还就一切可以想到的话题发表了大约三百五十次演说。他曾就每一个当前的问题进行投票、提出法案或发表演说，而从不退缩或敷衍了事。他曾亲自在州的党代表大会上讲话，同党的领袖们、代表们和数以万计的选民们谈话。他利用一切空余的时间去打电话。他从不作任何不能兑现的诺言，也不对任何人封官许愿。他曾委托进行了儿十次私人的民意测验。他曾向汉弗莱的代表们发出呼吁，并同汉弗莱达成和解。他曾批准他的自由派支持者多数人署名的一封信，该信劝说所有支持史蒂文森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曾答复关于他的宗教信仰的一切询问，在组织工作方面他显得颇有行政才干，在有争论均立法问题上，他也显示出了勇往直前的胆略。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后，斯图尔特·赛明顿说：“他不过是比我们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胆子大一点……更富有精力、智慧和刚强之气罢了。”他还具有比大多数人更为坚强的取胜意志。
假如没有别人在预选中参加竞选，假如史蒂文森在俄勒冈州参加了竞选，假如赛明顿在印第安纳州参加了竞选，假如约翰逊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了竞选，假如汉弗莱在威斯康星州的第二选区失利并不再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竞选，假如迪塞尔在俄亥俄州没有认输，假如帕特·布朗迫使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假如迪尔沃思当时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或者假如约翰逊全力支持赛用顿，那末肯尼迪可能已经落选了。与此相反，他现在怀着《莫大希望。（这是预选会上采用的一首由弗兰克·西纳特拉演唱的竞选一歌曲的名称）试图在科德角休息十天，然后飞往洛杉矾去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他极为疲惫，几乎已经憔悴，但正如他的父亲所说的，“要是他落选了，他还要疲惫得多。”
杜鲁门和青年人当总统的问题
然而，他的休息却受到哈里·杜鲁门7月2日的一次攻击性讲话的干扰。在一次全国电视记者招待会上，曾在1956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以同样方式斥责过史蒂文森的杜鲁门，重申了他对赛明顿的支持，并加上了对约翰逊的支持，而且还额外提出了他希望煽动起来的鲍尔斯、迈纳及其他六个人的姓名。（史蒂文森的姓名被去掉了。）他用激烈的词句攻击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事先早有安排的……愚弄人的……完全被一个候选人操纵着的”，他还攻击肯尼迪的“过分热心的支持者”，说他们对代表们施加压力，使代表们一下于倒向肯尼迪那边。不止一个民主党人说，杜鲁门私下是反对一个天主教徒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现在，他公开地，虽然只是含蓄地提出了肯尼迪的宗教信仰和经验不足的问题，却完全忘了他自己进入白宫时对华盛顿公职的经验要比肯尼迪少得一多。在这个会上他还说：
参议员，你是否肯定，你已为治理这个国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或是这个国家已为接受你担任总统做好了准备……？
（我们需要）一位尽可能成熟的和有经验的人。……我可否劝你耐心等一下呢？
我是在洛杉矾民主党代表大会我们的总部里看到杜鲁门的电视广播的，因为大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在那里进行。几小时后，我就飞越全国回到海恩尼斯港去，参议员已在那里提出请求并获得了电视节目的时间安排。时间定于7月4日在电视台上进行答辩。我随身带了一份《青年与老年问题》的卷宗，其中恰好有在这种场合进行反驳的资料。参议员看来轻松而有信心，他中断了休假着手草拟讲稿。他知道他的年龄对他的候选人资格既有利又有弊，但他不愿承认这也会影响到他能否胜任的问题。他早些时候曾说过：“萨姆·雷伯恩会认为我很年轻，不过在一个七十八岁的人看来，全国大多数人都是年轻的。……在过去四年的压力下，我记不起有哪一次我显得缺乏判断力。要考验的不在于年龄，而在于这个人本身。”
因为他本人要举行电视记者招待会，我们于7月4日飞往纽约。他在驳斥了杜鲁门的其他论点以后，把杜鲁门关于年龄问题的理由更是驳得体无完肤，因此肯尼迪的支持者们对杜鲁门十分感激，因为他为肯尼迪提供了这么一个大肆宣传的机会。他提到他为国家效力十八年的经历，并表示愿意“让我们的党和国家作为我的工作经验与能力的鉴定者”。不过如果“认为担任了十四年通过选举产生的重要职务还算经验不足的话”，他说，“那么杜鲁门提出的十个姓名中只有三个，而全部美国总统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可算是经验丰富的，而二十世纪的全部美国总统——包括威尔逊、罗斯福和杜鲁门在内，则都是经验不足的了。”他继续说，假如是以年龄而不是以经验作为标准的话，那末这种检验成熟与否的标准将“把所有年龄在四十四岁以下的人都排除在受人信托和负责指挥的职位之外”，就是说杰斐逊不应写《独立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