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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这篇演说，同参议员多年来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具有危险性的信念是一致的，同他在较早时期发表的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两篇演说也是一致的。他在1953年和1954年曾说过，越南人民实现独立的问题拖延得越久，我们对法美两国的反复的预言——法国即将取得军事胜利——相信得愈久，那么越南和它的姐妹国家一旦获得完全自由后，其前途就将愈加困难。当时他还不能预见到，他自己将如何深深地被卷入这些正确地预见到的困难中去。的确，在许多问题上——阿尔及利亚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印度问题、波兰问题、拉丁美洲问题以及防御问题——肯尼迪的演说都大大地走到了他的同事和头条新闻的前面。
当肯尼迪在参议院发表的一篇重要演说引起了同反对党的辩论时，他通常能坚持立场，顶住资历较老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攻击。例如对于霍默·弗格森为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政策”①削减陆军实力所进行的辩护，对于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反对肯尼迪关于增加对印度援助的请求，对于威廉·诺兰以一票之差击败肯尼迪提出的鼓舞波兰民族主义的一个方案，或是对于霍默·凯普哈特要求参议院举行秘密会议，以辩论肯尼迪指责我国战略部队团步自封的问题等，都是如此。
①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提出了所谓“新面貌政策”，强调美国不直接卷入局部战争，加紧武装外国雇佣军队，组织侵略性军事联盟，扩大战略空军，发展新武器，建立“报复性”的攻击力量。——译者
他的著作
除了演讲稿以外，他在任期之中还开始为杂志写了大量的文章——包括立法、政治、外交政策、经济问题和历史等方面。在这项工作上，他也要我给予帮助。早在1954年，他曾要我读艾加著的《联合的代价》一书中的一节，因为这一节一直使他感觉兴趣。其中讲到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作为马萨诸塞州联邦派参议员的独立风格。他说，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的这种参议员抵抗选民压力的事例，那末他就有材料好写一篇有价值的杂志文章了。他希望提醒人们，政治是——而且能够是——最崇高的职业。
后来，在1955年1月中旬，参议员闲着没事干。他因为背部动手术后需要疗养，正在棕榈滩父亲的住宅里卧床休养。他有时没精打采，有时满心烦躁。他知道自己的头脑需要一种引人入胜的活动以补偿身体不能活动的痛苦。通过电话和信件往返商讨，他的《政治上的勇气》一稿的规划复活了。他写成了草稿，送了一份给《哈珀杂志》去考虑。文章暂时定名为《政治勇气的典范》。这时，一种念头已在参议员的心中日益滋长起来，即这类材料很多，足够写一本书而不仅是一篇文章。
哈珀对于出版一本书很感兴趣，源源不断的材料开始送到参议员床边的小桌子上。我在3月中旬以前一直没有见到他，但是我几乎天天通过信件，有时还通过电话接到他的指示——把书给他送去，起草一些备忘录，查对资料来源以及搜集种种材料。他浏览了二百多本书籍、期刊、杂志、《国会记录》和旧的报纸，还有我父亲同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诺里斯来往的信件以及其他来源的资料。
他坚持要了解所写书每一章的全部历史背景。在他边读边写时，他对自己的政治哲学以及在民主政治中一个担任公职的人的职责，产生了远较过去深刻的见解。
除了绪言和尾声两章以外，大部分手稿在6月1日他回到参议院前都已经完成了。几箱子的书，大部分是国会图书馆的财产，从棕榈滩运回了华盛顿。他在办公室和家里仍然日日夜夜地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最后，他选定了这一书名：《勇敢人物的画像》。
随着《勇敢人物的画像》在1956年1月1日的出版，约翰·肯尼迪不再是“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了。这本书立即成为一部历久不衰的畅销书。它博得了不少好评，并译成了好几十种文字，从波斯文到古吉拉特文①。虽然除了其中的一章外，想把这本书改编为电视剧本或电影剧本的尝试在1963年以前都失败了，但是大多数章节都已由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和报纸予以转载。一些作品评论午餐会和大学也邀请作者去发表演讲。许多荣誉学位开始象雨点般地落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一生中受到的最使他高兴的荣誉是1957年获得的传记奖“普利策奖金”。
①印度的一种语言。——译者
第三章 政治家
1956年，哈佛大学授予约翰·肯尼迪名誉学位，并附有一张证书，措辞同他的最精彩的演说一样简洁和对称：“勇敢的军官，干练的参议员，哈佛的儿子。他对党忠诚，坚持原则。”
后面一句话绝妙地总结了这位参议员的政治立场。他对党忠诚，坚持原则。他在参议院的投票都是自行决定的，但同他的党内进步分子是一致的。他在投票时，不总是绝对投民主党的票；不过他多少年来一直忙于为马萨诸塞州内外的其他民主党人发表演说和募集基金。在竞选运动的宣传活动中，他不象很多人那样隐瞒自己的党籍，但是他也成功地赢得了无党派人士和共和党的选票。关于政治问题，他很少在意个人因素——虽然他私下的谈活中议论人物多于议论问题——而且他并不厌恶反对他、甚至攻击他的人，只要他们的立场是坦率的、对事不对人的。
在《勇敢人物的画像》那本书里，他写道：“我们不能容许对党负责的压力在所有问题上把表达个人责任感的要求全淹没了。”但是他是一个有党派观念的民主党人。在第一任参议员任期中，他曾对我说，假使他是从外层空间来到这里且完全不了解这些争端的活，那末“在听了一会儿蒙特、柯蒂斯以及那一群人的发言之后，他也会欣然地做一个民主党人的”。他说，民主党人一般说来比较重感情、比较有远见、比较有活力。他们并不满足于现状，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改善现状。
但是他的党派观念并不是盲目的或是强烈的，不足以使马萨诸塞州的某些“专职的”党魁、“政客”、政治喽啰和帮闲们喜爱他。象他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是爱尔兰人的后裔，但他是一个“哈佛的爱尔兰人”。
一些职业政客们认为，早在当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他就已经表现出来对党是不可靠的。在1947年，他是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代表团成员中唯一不愿意在请求杜鲁门总统宽大处理詹姆斯·迈克尔·柯利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柯利一度是波士顿市长、众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州长，被认为是民主党老派政治家中的一个“元老”。肯尼迪同这类政治家是不想混在一起的。他后来告诉我，更重要的是，柯利由于邮件诈骗罪被判徒刑，刚关进监狱不久，而且经过同有关当局核查以后，表明没有健康上的理由可以请求赦免。尽管柯利在他以前的选区很得人心，尽管代表团团长约翰·麦科马克提出了请求，这位年轻的众议员并没有被说服，他并不认为柯利的提早获释会有助于保全党的形象。
约翰·肯尼迪对已故的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所表示的尊敬，不仅使约瑟夫·P·肯尼迪高兴，而且使一个关键性的支持者和朋友巴兹尔·布鲁尔也高兴。布鲁尔是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有影响的《旗帜时报》的发行人，又是马萨诸塞州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他还是老肯尼迪的旧友和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宿敌。1952年，在洛奇帮助艾森豪威尔击败塔夫脱、赢得共和党的提名后，《旗帜时报》支持肯尼迪而不支持洛奇竞选参议员。肯尼迪在新贝德福地区积累起的二万二千张额外的选票，对于他取得胜利的仅仅七万张选票的差额有一定的帮助。
再次当选参议员
由于这次当选的票数差距很小，肯尼迪对我说，“这个州里任何人都可以走进这个办公室来说我这次当选是他的功劳。”因为考虑到这次选票差距小，所以他在1952年的竞选运动结束的那天，就开始了1958年的竞选活动。①在再次竞选正式开始前将近六年的时间里，他不容许任何其他问题使他分心，也不容许轻易取胜的预测来干扰他为1958年获胜所采取的五个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