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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没有把掩蔽所法案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在1963年把它从总统的重要咨文一级下降到部际要求一级——但他继续（徒劳无益地）推动这个法案。由于注意到公众对这个问题兴趣的减退几乎就象它初起时那样突然，他在1962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太平无事时，谁也不感兴趣。……随后，等战火迫近——（而）我们毕竟保证不了战火不会到来……人人又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多采取一些措施？我认为应当趁现在就采取措施。”
第十九章 箭（2）
恢复核试验
1961年夏天，由于大气层核试验使人们产生了新的忧虑，关于放射性尘埃的掩蔽所问题的争论又突出了。1956年以后，肯尼迪追随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的主张，曾经认为——正如他当时所说的——“美国应该带头结束这类核试验。”1959年，作为参议员和总统逐鹿者，他曾经强烈反对洛克菲勒州长提出的恢复地下核试验的要求，因为在日内瓦举行谈判谋求缔结正式的禁试条约时，双方都暂时停止了地下核试验和其他一切核试验。1960年，作为总统候选人，他保证不首先恢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也不恢复地下核试验，直到他花时间“用尽了一切合理的机会”去谋求达成协议为止。1961年1月，在他就任总统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第一个声明中，他曾透露他委派了一个特别小组来研究新的谈判立场，并起草一份合理而有效的条约的切实可行的草案。他私下认为，美国在1960年采取一个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各方面较为合理的立场，将会在那年达成一项禁试条约。他把这件事看作是同苏联“重新”搞好关系的最有希望的领域。
可是那年春天，当他派阿瑟·迪安带了一份经过精心筹划、旨在满足苏联的一切正当异议的新条约前往日内瓦时，他发现苏联的立场和我们相去更远了。他们争辩说，刚果的事态使他们确信，他们不能信赖由一个中立国家或由大多数国家所控制的国际活动，而且任何一种他们不保留否决权的禁试视察制度将是不可能接受的。
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对肯尼迪坚持说，他不能相信任何中立国家会不允许美国进行间谍活动，每年就地视察地震干扰三次以上就是间谍活动，并且整个课题应当归入他那闪烁其词的裁军计划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部分里。肯尼迪就其他国家也会发展核武库这一危险的问题，对他步步进逼。但是，赫鲁晓夫虽然同意肯尼迪的说法有点道理，却说证实肯尼迪的论点的就只有法国藐视日内瓦谈判并继续进行核试验这一件事。
但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维也纳确实说过，苏联将等着让美国首先恢复核试验。葛罗米柯向腊斯克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两人都同意肯尼迪的说法，即日内瓦谈判应该继续下去。总统在他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事关重大，我们不能放弃”作出努力。8月间，他请迪安返回日内瓦去，“带着我们的希望和祈祷，而且我认为还带着全人类的希望和祈祷”，再作一次努力。他要求迪安在谈判中的坐功、舌战和耐力方面要胜过俄国的谈判代表（迪安私下一度把这称之为外交上的“吹牛术”），直到他可以确定是否有可能取得一点进展为止。
但是自从就职以后，肯尼迪一直受到要他批准恢复美国核试验的压力。按照军方和科学界特勒一派人的说法，美国恢复试验对于发展新的核武器是不可缺少的。苏联人有可能在秘密地进行地下核试验，而这是对付这个问题的一个必要的对策。2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敦促他，如果在谈判继续了六十大后未能达成协议，就恢复试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在他同意他们的立场时，他们才同意他的禁试建议）。他们主张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国防部则主张进行地下核试验；而国务院则主张暂不作出决定；各方面的核科学家却说，眼下不会达成协议，暂停试验危险地延缓了我们的技术进展，美国应该在继续谈判的同时进行核试验。
1961年7月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以超过二比一的差数表明，公众支持美国恢复自己的核试验。几乎一贯主张要拥有体积更大、质量更好的炸弹的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赞成恢复核试验。类似的压力来自国会和新闻界的各个方面。特勒博士公开坚持说，自从暂停核试验以后，苏联人一直在进行地下核试验。总统于6月间召集了一个科学家专门小组，研究苏联地下核试验的可能性，这个小组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最后，在8月初，马克斯韦尔·泰勒和参谋长们提出一项立即恢复核试验的新建议，于是肯尼迪决定下令做好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但实际上要等到不仅他自己而且全世界也都完全明白，即他已竭尽全力去缔结一项条约，而苏联人没有谈判的诚意或实际上不愿缔结这样的条约，自由世界的安全要求美国恢复核试验时，这样他才恢复核试验。
在维也纳和日内瓦，肯尼迪时时觉得，苏联人企图促使我们首先恢复核试验。美英两国富有说服力的建议似乎只使得他们更为恼火。不过，在8月3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及苏联对美英建议不断提出的异议时，总统还不愿承认事情已毫无希望。但当天下午回到白宫后不久，他接到了严峻的消息：苏联人已宣布恢复大气层核试验。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能公开发表的。这是他个人的愤恨，他恨苏联人欺骗了他，也恨他本人相信了苏联人。因为很显然，他们的试验甚至在维也纳谈判之前和整个日内瓦谈判期间就一直在秘密进行准备了。他的第二个反应是感到异常失望，我认为，这种失望情绪比在他任期内他对苏联人所采取的任何其他行动所感到的失望全更为强烈。
但是气愤和失望并不是惊慌失措。当苏联人在两个月内进行了一系列巨大的爆炸以后，赫鲁晓夫大肆吹嘘说他们有了亿万吨级爆炸力的炸弹。俄国的军方报纸《红星报》说，“任何具有超级深度的掩蔽所也经不起这种武器的全面毁灭的打击。”赫鲁晓夫对两个英国客人说，他希望使西方震惊，这样好使他们在柏林问题和裁军问题上作出让步。但如果这真是他的意图，那他注定是要失望的。
在苏联人宣布恢复试验后召开的一系列紧急会议上，肯尼迪是会议室中最镇静的人。他的顾问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其中包括详谈我们核优势的一次“炉边谈话”，迅速宣布我们自己恢复核试验，立即爆炸一颗试验炸弹以表明我们并非毫无准备，以及用一颗位置恰当的核弹摧毁苏联的核试验场等等。但总统拒绝了所有这些答案，内心充满着各种问题：我们的情报机构为什么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准备活动？他们需要试验的是什么类型的武器？我们能如何彻底地监听他们的试验？目前我们光是通过地下核试验能不能保持我们的优势地位？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试验，在什么时候宣布？
在总统看来，最有见地的一项建议就是他的美国新闻署署长爱德华·R·默罗提出的。默罗极力主张不要草率从事，以免失去这一巩固我们在非共产党世界的领导地位并孤立共产党集团的机会。他说，“今天极力催促你立即恢复核试验”的那些右派的意见，“明天就会争论说，作出这样的决定只不过是对苏联行动的又一次为时已晚的反应。”
这一系列会议的结果就是作出一种有节制的、慎重的反应，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敌对情绪大部分都转向苏联人，同时并没有放弃我们自己进行试验的自由：
1。在8月30日当天晚上，白宫发表了一项声明，指责苏联的核试验是危及健康与和平的行动，也是他们伪善与奸诈的证据，这使美国“不得不按照自身利益的需要作出决定”。
2。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