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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 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的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共产党邻国的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答：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在休斯敦同新闻界人士共进午餐时，他说：“尽管中国条件有限，但我们一事实上尽最大的可能支持民主柬埔寨。”
1月30日上午， 在同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两们领导人一起来到阳光灿烂的白宫玫瑰园，邓小平说：
“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几天之后到东京，邓小平对田中说：“对侵略者不难能可贵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对大平说：“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日本外务省人士对此十分吃惊，说这是在外交上极少使用的激烈的措词。
但此时美国人却不象日本人那样紧张。一位美国公司的负责人说：“美国人很喜欢听到副总理关于苏联和越南侵略的谈话，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自己不便这样讲。”
邓小平还在侃侃而谈。
有记者问到越南侵略柬埔寨，邓小平说：“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却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当问到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调动时，邓小平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
问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他说：“我们得等着瞧。”
最后，邓小平强调说：“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当邓小平同卡特谈到“教训越南”的话题时，卡特曾经婉转地谈到美国在越南的“教训”。
但邓小平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一旦下了决心，很少有什么能够合之改变。毛泽东曾经评价他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又指摘过“死不改悔”。但正是这种个性，使他一次次被打倒之后，又一次次东山再起，并最终成为最高领导集体的领班人。
不定期在卡特为邓小平举行的欢迎国宴上，巨大的圆桌的中央，放着一丛盛开的山茶花，周围燃着一圈明烛，申述上摆着请华裔书法家用两种文字书写的菜单，主客举起特级香槟酒频频碰杯。卡特在致词中首先说：“象您，副总理先生一样，我也是一个农民；而且，同您一样，我过去也是一名军人。”卡特是想强调双方的共同点，实际上恰恰道出了双方的差异。卡特确实是一个农民——农场主，他从事政治远不如搞经济活动自如；而邓小平则是一名职业军人，他最得心应手的就是驾驭指挥军队。卡特在二战后在海军服役七年的经历，显然无法与邓小平那红军时期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抗战时期的一二九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指挥刘邓大军和淮海战役前委总书记的军事资望和戎马生涯相比。虽然身为总统的卡特是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但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却更有实际的国防决策和军事指挥权。
况且，同越南接壤的广大地区，既是他早年领导武装起义的地方，又是他率军解放的国土，而此番教训越南，又是他重掌军权之后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
箭在弦上。。。。。。
2月7日，法新社自河内报道，越南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决不惊慌”。
2月12日， 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每一方都在各自的轨道上按惯性甚至加速度运行着。
也许，这一切的合力，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了2月17日那个日子。
2。血与火的二月十七日
也许有巧合性，自1919年中国跨入现代史以后，年度的尾数逢“九”多有大事。越往后越明显；年轻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于1949年；1959年发生西藏叛乱，中央政府出兵平息；而1969年中苏间严重军事对峙及边境地冲突，几乎酿成一场大规模战争。
那么，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会如何呢？
年度轮回中的每一天，都被一环环无情的年轮叠加上不可磨灭的历史负荷。把本节标题上列示的这一天投影到历史上的同天，无疑，如若不是最平常最不惹眼最无可回忆最不值得纪念的日子，至少也是这样的日子之一。
然而， 将2月17日置于尾数“九”字号序列的1979年，令世界瞠目结舌的火团嗤嗤作响地燃到了导火索的根部。
历史记住这一天。
和平与战争都铭记这一天。
这一天对越南是黑色的。
几年的一意孤行当然痛快淋漓。打着主权和内政的旗号，不受任何约束，对邻居想打就打，想占就占。被隆隆的战争惯性驱动着，殊不知正义战争胜利后会陷入非正义。终于到了有一天，发现身边的巨人继几年警告之后攥紧了拳头，越南虽大喊不怕却一身冷汗。
此时的惊慌与昔日的威风形成鲜明对比又恰是正比。越南开始向被它强奸的国际法和国际舆论频送秋波。 匆匆于1978年11月3日与苏联签订两国友好合作条约。吁请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中国宣布要进行的处罚。 同有比这更无赖的了——1979年1月7月越南军队攻占邻邦柬埔寨的首都金边， 而1月8日其外交部发布指摘中国当局在中越边界加紧集结大量军队的声明并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递交。
晚了！
中国南陲篷连城，大军云集，铁路公路上开进的野战军源源不断，已成箭在弦上弯弓满月之势。
恐怕世界上很少有人不对这种局势表示严重关注，并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作出判断：威慑，还是真打？
众说纷纭中，《马来亚通报》以《中国会惩罚越南吗？》为社论标题，写道：“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前日完成美国日本之行返回北京后，中越边境局势显得更形紧张，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慨。”“自越南驱逐华侨，侵占柬埔寨，并在边境与中国军民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后，中国显得不能不有所行动了。”这种对事态发展必然性的清醒预断，透出一种政治家的现实眼光。这篇社论甚至相当精确地展望到：“邓小平所说的惩罚、教训，就象当年中国攻打印度一样，是有限度的打了就撤退而不占人领土的。这种闪电似的一战，既可大快各国人心，也可压一压越南这个东方古巴的气焰。”此时，离2月17日仅有七天。
对越南来说，至关紧要的是判明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的日期。毫无疑问，尽管不能说经常错误估计自己与对手力量的越南当局不存有某种幻想，但惯于主动出手的人对自己挨打也是最敏感的。
世界越来越小的今天，大部队调动已无秘密可言。越南情报机构密切注视自1978年第四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数量大约为二十个师的力量，已具有随时给予一重击的能力。
中国这队将于1979年元旦进攻。越南北部边防的一线部队接到这样的战争警报。阵地、哨所、公安屯、屯兵洞枕戈待旦，一声虚惊。元旦前六天的圣诞节，越军十几万部队大举入侵柬埔寨，对节目疑神疑鬼乃在所难免。
又警告：一月五日。
又一夜徒刑的严阵以待。
再绷紧疲劳的神经。
接着是一月十五日。越军逢五就折腾，误报的代价是普遍的综合疲劳症的部分精神不正常。也无怪，此时中国士兵也不知道何日何时进入出发阵地。客观地说，越军没有因此放松戒备，而他们日甚一日地构筑工事可以追溯到车、五年前。
从动向分析，进入一月中下旬，邓小平在分开场院合绝少露面。作为迹象之一，越军无比紧张地盯着将来临的春节。不仅因为春节对两国惯常生活的分量，不在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误报不可漏报的心理作用。无论是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