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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指标更多。最近我了解到浙江大学，他们的教师分多少等，每一等多少工资，全部都是量化指标，这是比较严格的管理方法。还有一类相对来讲要宽松一点，比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这类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有量化指标，但是基本上不全是量化的，既有量化指标也有专家的评价。总的来讲，高校在教师的管理方面任务比较明确，责权利比较统一，比如现在教授岗位分一级岗位、二级岗位、三级岗位，一级岗位你要有多少科研经费、你要发表多少论文、你要取得什么成果，都有一定的规定。
熊丙奇量化指标的管理使高校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一年一考核，每年要求你要出多少论文、出多少著述、出多少成果、有多少经费，实际上这导致了教师急功近利的心态，不利于出大成果。
邱均平作为一所高等院校，不能说大家都可以不出成果，都可以不写论文，因此管理者要有面上的要求。但是合理处理一些政策关系，比如说有些项目一年两年是很难出成果的，而科学研究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要宽容失败。现在有些高校管理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武汉大学对教师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和一些比较明确的指标，但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也是允许的。我认为，定量的指标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在高校的教师管理中，还是要强调人本管理，还要增加人性化。
熊丙奇对于一个老师，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让他发自内心地做高水平的研究，他如果不做研究，就应该感觉到自己没资格成为教师队伍中的一员。现在我们是用指标体系压制他、强制他尽快出成果，这实际违背了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初衷，他纯粹是为了达到这个指标进行研究的。
邱均平指标要定得适度、适当。对教师既要有一种宽松的环境，让他研究自己想研究的东西，让他按照规律去做一些自己希望做的工作，但是也应该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应该适度，这样比较科学合理。在我们设计的评价指标中，比较强调效益和质量，凡是反映质量和效益的指标我们给的权重都比较高，而给诸如论文的数量这类指标的权重就比较低。
熊丙奇今年国家在公布科技论文排名的时候，就已经把国际引用率放在第一位了，以前是把SCI论文的数量放在第一位的。
邱均平对于论文和成果，我一直强调引用率和获奖。只要在学报上发表，都是会被收录的，所以我觉得被引用是比被收录更难的事。而且被引是作者本身很难控制的，别人引用你的文章尽管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说明你的文章、你的成果产生了一些影响。
熊丙奇有的论文虽然发表了，但是没有引起任何的关注。
邱均平总结下来，现在发表的文章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没有人引用的，没被引用就说明没有发挥什么重要作用。
作者补记“人的聪明才智绝对不能低估”，在如何提高论文数量以及论文引用率上，各大学均有高招。在提高论文数量上，办学报、通过各种努力将学报列入收录源期刊，扩大学报出版期数、尽量采用本校教师论文，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提高论文引用率上，一个秘诀是，鼓励自引、发动同校教师互引、动员同行互引，也会起到显著作用，道理很简单，首先要自己看得起自己。
熊丙奇你刚才讲把获奖情况作为考核质量的一个方面，我认为有些获奖并不能代表质量很高。
邱均平你讲的可能是评奖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正之风，有各种各样的人为因素，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个别人通过各种关系，通过人为的因素把它搞上去了，评上去了，这肯定也有。但一般来讲，得到了奖项的应该是质量比较好的。当然，优秀的成果不一定都获了奖，因为评奖总是有指标限制的。
熊丙奇有人讲办学是长效投入，要五年十年之后才能看到效果，不能追求短期的效益。是否可以这样讲，今天学校的成绩是五到十年以前办学者所取得的？
邱均平对。教育是一种长期投资，有些学校现在取得的成果是以前积累下来的，是一种积淀，所以要强调效益文化，强调一种积淀。有的学科在全国排名很前，或者是占有比较大的优势，这往往是通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
熊丙奇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有些校长，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就出成果，往往就会采取一些短期行为，而这种短期行为对学校未来的发展并不利。
第34节：多栖教授
邱均平我们要正确认识教育的规律，不认识教育的规律，往往就会欲速则不达，所以一定要处理好长期规划、长期战略和近期目标的关系。过多地追求短期效益事实上不大可能，也做不到，所以我们相信校长们还是有这方面的考虑，还是能够处理好长期和短期的关系的。教育不比其他投资，要在短期内发生变化还是比较难的。
熊丙奇所以说我们看排名也不能看这一年的排名是多少，前一年的排名是多少，不能计较今年比去年高了多少，只能看一个大致的趋势。
邱均平对。学校必须注重自己的基础建设，从一些最基本的条件、最基本的东西抓起，才可能获得长远的持续的发展。只要有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学科、一流的研究基地，肯定会出成果，而且是高水平的成果。
第三章利益驱动，一场挑战道德底线的诚信危机
所谓丛林法则的最高和唯一的道德标准是生存。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我们甚至无法要求大学教授们去坚持“做人”、“做学问”的底线。
原因14：多栖教授
不能把学校作为产学研中心，学校就是教学和科研的中心，这一点政府必须明确。
目前的大学，有一个办学思路，叫做“官产学研”，意思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产学研一体化。在这种思路下，官、产、学、研成为利益共同体；在这种思路下，一名教授，很容易地跨越官场、产业、教育和学术，而且似乎每种角色，他都会拿捏得很准；也正是在这种思路下，教授头衔可以授予官场的领导，也能授予产业的老总，一点也没有过渡，还被认为是产学研结合的典范。
而在真正的学术、真正的教育看来，这种跨越，这种多重角色，是对教育和学术的亵渎，结果是不伦不类。
对话观点：
产业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追求利润的紧迫感和压力，对知识的创造有很大的反作用，这是知识创造的大敌。
知识产业化可以加大学校对社会的贡献，但是产业化的过程应该在校外进行，由产业化方面的专家来完成。
要么去公司当老板，要么回学校做教授，不可能两者兼得。
对话人：郑元芳
熊丙奇在国内一些高校，有一种提法，要把大学建设成为“教学、科研、产业”三个中心，或者说，社会希望大学努力做到“产学研”一体化，你认同这种提法吗？
郑元芳我不赞同把大学办为三个中心，大学不应该成为产业中心，而应该是教学中心、研究中心。大学是学习知识和创造知识的地方，办产业与知识的创造和学习活动是完全不同目的的活动。产业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追求利润的紧迫感和压力，对知识的创造有很大的反作用，这是知识创造的大敌。知识的创造需要我们集中精力，付出艰辛和汗水，用很长的时间才可能出成果。
熊丙奇但是把大学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率先在国外高校进行的。美国的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在这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这也是国内高校在大力倡导科技成果产业化时援引的例子。
郑元芳我不但不反对知识产业化，而且鼓励教授去积极地推动，但我不赞成国内高校知识产业化的有些途径。知识产业化可以加大学校对社会的贡献，但是产业化的过程应该在校外进行，由产业化方面的专家来完成。
熊丙奇在美国大学，如果一个教授创造了一个成果，他想将它产业化，通常他怎么办？
郑元芳他首先要找学校知识产业化管理部门，告诉学校想把这一成果产业化。之所以如此，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些成果也是属于学校的，二是学校要知道他这一成果是交给哪一家公司产业化的。在知识产业化前，学校和投资方、教授要签署文件，要将每一方的利益、责任全部表述清楚，教授和学校之间要尽量规避利益冲突。
熊丙奇可能的利益冲突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郑元芳利益冲突很多。一是有的教授希望自己办公司，这类教授很少，那么学校允许他去办，但要办停薪留职的手续，一般时间为一年，最长不能超过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