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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来临,他的假期开始。他不希望离开伦敦两个星期。他感到只要他耽在她家里,厄休拉就不可能爱上别人。
他下楼走进会客室。厄休拉和她的母亲坐在那儿。她们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
“我随身只带一个旅行包,洛耶太太,”他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留在房里。这是我离去的两个星期的房钱。”
“我看你最好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梵·高先生,”太太说。
“那为什么?”
“你的房间从星期一早晨起给租掉了。我们认为你还是住到别的地方去来得好一点。”
“我们?”
他转过脸来,眉毛隆起的双眼盯住厄休拉。这并未表明什么,只不过提了一个问题。
“是的,是我们,”她的母亲答道。“我女儿的未婚夫写信来说,叫你离开这儿。梵·高先生,依我看来,倘若你压根儿没有到这里来过,那就更好了。”
泰奥多勒斯·梵·高驾车到布雷达火车站接他的儿子。他穿着牧师的厚厚的黑色上衣、宽大的翻领背心和浆过的白衬衫,黑色的大领结遮盖了一切,只露出高领的一狭条。文森特一眼光看到父亲脸上的两个特征:右眼皮比左眼皮低,把右眼挡去了一大半,嘴的左面有一根细细的直线,右面厚而丰满。他的眼睛呆板,眼神简直在表白:“这就是我。”
曾德特的人们一看到泰奥多勒斯牧师戴上高项丝帽,就晓得他到周围去做好事了。
他一直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竟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他总觉得早就应该在阿姆斯特丹或海牙一个重要的教堂中被委任圣职。被他教区内的居民称之为漂亮牧师的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性和蔼,品行端正,勤于圣职。然而,二十五年来,他一直在曾德特这个小村子里默默无闻。在几·高六兄弟中,唯独他没有成为国内的著名人物。
文森特诞生其中的教区牧师住宅是一幢木屋,座落在通往市集的路的对面。厨房后面是一个花园,园内长着刺槐,几条小径穿过细心培植的花卉。教堂是一幢小木屋,就在花园后面的树林里。教堂两侧有两扇配着普通玻璃的哥特式窗,木头地板上放着一打左右的硬板凳,柱子旁老是放着一些取暖的火盆。教堂的尽头有几级台阶通向安放手摇风琴的地方。这是一个举行礼拜仪式的严肃而又简陋的地方,弥漫着加尔文及基宗教改革的精神。
文森特的母亲安娜·科妮莉娜在前窗边望着,车尚未停稳,她就把屋门打开了。她慈爱地把儿子抱在自己丰满的胸前时,已经觉察出她的孩子有点不对头。
“我亲爱的儿子,”她咕吹着。“我的文森特。”她的眼睛始终张得大大的,一会儿呈现蓝色,一会儿呈现绿色,温柔地打量着,带着能把人看透但又十分宽厚的神色;鼻孔两边下垂到嘴角的隐约皱纹,随着光阴的流逝而加深了,愈是强烈的印象促使她脸上浮现出笑容的时候,皱纹亦就变得愈深。
安娜·科妮莉妞·卡本特斯生于海牙,她的父亲在海牙有“御前装帧师”的誉称。威廉·卡本特斯的事业繁荣,当他被选中装订第一部《荷兰宪法后,开始誉满全国。他的几个女儿中,有一个嫁给文森特·梵·高叔叔;第三个女儿,嫁给阿姆斯特丹著名的斯特里克牧师,她们都是很有教养的闺女。
安娜·科妮莉妞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她看不到,亦不知道世上的邪恶。她只懂得懦弱、磨难、困苦和忧虑。泰臭多勒斯·梵·高也是一位好人,可是他深知邪恶,对一切邪恶深恶痛绝。餐室是几·高住宅的中心,那张在晚饭后、碗碟收拾干净的大桌子,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一家人亲热地聚在油灯下,共度一天的晚上。安娜·科妮莉妞为文森特担心,他消瘦,变得易于冲动。
“有什么不对头,文森特?”当天晚上吃过晚饭后,她问。“我看,你的气色不太好。”
文森特环桌扫了一眼,安娜、伊丽莎白和维莱米恩,这三个奇怪的姑娘,恰巧都是他的妹妹,全坐在那儿。
“没有,”他说,“没什么。”
“你觉得伦敦会对你胃口吗?”泰奥多勒斯问。“如果你不喜欢伦敦,我就对你叔叔文森特讲,我想他会调你到巴黎去。”
文森特很不耐烦。“不,不,不必!”他高声回答。“我不想离开伦敦,我……”他抑制着自己。“文森特叔叔要调我的话,我相信,他自己会想到的。”
“那就随你便吧。”泰奥多勒斯说。
“是那个姑娘,”安娜·科妮莉自语道。“现在我明白了他来信中不对头的地方啦。”
曾德特附近的荒原上长着松树和橡树林。文森特独自一人在田野里游荡,俯身凝视点缀荒原的无数水塘,来消磨白天的辰光。他唯一喜欢的消遣是画画,他画了几张速写,描绘了花园、从住屋窗口望见的星期日午市以及房子前门等景色。这使他的头脑一时摆脱了厄休拉。
泰奥多勒斯始终因为他的大儿子没有作出继承他的衣钵的选择而感到失望。他们同去探望一个生病的农人,傍晚驾车返家,穿过荒原的时候,两个人走下车来,步行了一段路。松林后的夕阳通红,水塘映照出黄昏的天空,荒原和黄沙十分和谐。
“我父亲是个教区牧师,文森特,我一直希望你能继承这个圣职。”
“你怎么会以为我想换个职业呢?”
“我不过讲讲罢了,假使你想……你可以在阿姆斯特丹和扬叔叔一起住,一面进大学。
斯特里克牧师愿意指导你的学习。“
“你是劝我离开古皮尔公司吗?”
“哦,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如果你在那儿不愉快的话……什么时候,人们换个…”
“我懂得。可是我不想离开古皮尔公司。”
他离家赴伦敦的那天,他母亲和父亲驾车送他到市雷达火车站。“我们写信还是寄老地方吗?”安娜·科妮莉妞问。
“不。我要搬个地方。”
“我很高兴你离开洛耶家,”他父亲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这家庭。他们的隐私事儿太多了。”
文森特漠然地听着。他母亲温暖的手握住他的手,慈爱地说着,好让泰奥多勒斯也能听到,“别不开心,我亲爱的。以后等你的生活比较安定一点,找个荷兰好姑娘,对你将更有好处。她配不上你,那个厄体位姑娘。她和你不一样。”
他感到奇怪,他母亲怎么会晓得那事情。
回到伦敦后,他在新肯辛顿街租下一间带家具的房间。房东是个老太太,每天晚上八点钟就上床休息了。房子里整天没有一丁点儿声音。天天晚上他都要经历一番艰苦的思想斗争,他直想往洛耶家奔去。他总是把自己锁在房里,坚决发誓立即睡觉。一刻钟后,他又总是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地上了街,匆匆忙忙地朝厄休拉家走去。
他一抵达她家的那个街区,就感到进入了她的氛围之中,对她可望而不可及,简直就是身受酷刑。站在常青藤舍边,连日夜想念的人儿的影子也沾不到边,可比酷刑更难受千百倍。
痛苦在他身上起着奇妙的作用。使他对别人的痛苦很敏感,使他对周围那些轻易取得粗俗成功的事情难以容忍。他对公司不再具有什么价值了。当主顾们问及他对某一印刷品的看法时,他会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那是多么蹩脚,结果他们便不想购买了。他能从中发现真实性和深遥感情的图画,仅仅是艺术家表达了痛苦的那些作品。
十月里,一位胖太太,穿着花边高领、高胸衬衫、黑貂皮外衣,戴着蓝羽饰的天鹅绒圆形帽,走进店来,要为她的新的市内公馆买几幅画。她撞上了文森特。
“我要贵店中最好的图画,”她说。“你不必计较价钱。照这个尺寸;会客室两堵五十码长的墙壁,一堵墙上升有两扇窗,宽度在……。
他花了大半个下午,试图卖给她几张根据伦勃朗作品复刻的铜版画、一张透纳的威尼斯水景的出色摹品、几张马西斯·马里斯的复印石版画以及博物馆摄制的柯罗和多比危的画片。这位太太具有一种错不了的本能,在文森特出示的任何种类的图画中,独独把画家的艺术表现最差的挑拣出来。她还具有同等的才能,一眼之下就断然拒绝他所认为的优秀图画。几小时过去了,那位身躯臃肿、头脑无知、却又好摆架子的太太,在他看来,变成了中产阶级愚昧自满和生意经的典型象征。
她摆出一副自负的神气嚷道:“好啦,我看我摇得挺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