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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涉。
我们小组提供的考察结果证明，在越南要取得军事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打算把这个报告先提交给海军部长、国防部长和五角大楼的一些高级官员，由于我们这个小组的非正式性质——它并不是由官方指令组成的，还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使得白宫尽力防止我们调查结果的传播，海军作战部副参谋长霍拉西奥·里维罗将军私下强硬地向我表示，该报告的传播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以及我在海军的前途都是不利的。他的坚决反对使我们的调查报告被搁浅了。
尤金·J·卡罗尔将军在他的公开信里告诉我：“是吉恩·拉罗克的独立意志和决心要汇报事实，而不是他政治上的地位。当时越南的形势导致他度过一段短暂的军事生涯后过早地从海军退役。”尤金·J·卡罗尔和吉恩·拉罗克后来成为美国军事思想的雄辩的民间批评家。
参谋长联席会议凶猛的备忘录攻势并没有慑服我，在六月十二日，赛勒斯·R·万斯和我再一次敦促总统拒绝他们的计划。我引证联邦调查局的分析报告，指出我们确信大规模的战争升级将导致一场灾难：“几乎可以肯定，除了颠覆河内政权以外，是没有东西能使北越下决心放弃抵抗，只要他们相信他们有机会赢得在南方的‘消耗战’……而足以使河内政权瓦解的行动也将足以把我们带进与中国和苏联的战争。”我们还强调说：“参谋长们的计划将使美国付出高昂的生命代价。他们建议的许多方案都需要调动大规模的防卫力量，与我们所提方案相比，达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将导致数倍的损失。总统在六月十三日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现在的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如果他们以前不是被长时间蒙蔽的话——这么多精明强干而又富于经验的军队和文职官员，怎么可能对这种关系人民生命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不进行系统地思考和全面透彻地询问呢？简单地说，这样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程序被“排挤”掉的原因是：越南仅仅是我们面对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
一九六○年华盛顿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令总统和他的助手们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如：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下旬，我们收到中央情报局关于埃及将要入侵以色列的报告。当然，埃及十分可能得到约旦和叙利亚等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我们担心，假如埃及认为必须达到它的目标——摧毁那个犹太国家——它将会同时接受苏联的支持，而以色列无疑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
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很久以来就计划在六月二日举行会晤，以便就我们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进行探讨。当这一天到来时，迫在眉睫的埃及战争成为议事日程上的首要议题。我们比较了对情报的分析和对冲突结果的预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致意见，包括谁将获胜：以色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回忆起当时，一方认为以色列会在十天内获胜；另一方则预计七天，但同时我们也都认识到这样一种战争的结果是很难预测和控制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去阻止它。
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工作是无与伦比的，但它提供的情报却是令人担忧的。他们报告说以色列计划先发制人，率先攻击埃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首先进攻无疑会减少以色列的伤亡。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以色列先发动攻势，它将冒失去美国公众支持的风险，因为此举可能招致苏联的干涉从而使美国必然要卷入。
在五月下旬，以色列外交部长阿贝·伊本曾访问华盛顿，林登·B·约翰逊总统邀请他到白宫的家庭住宅区做客。当时总统要迪安·腊斯克和我参加，以便敦促伊本劝说以色列内阁取消率先进攻的计划。我们以为这样做已经成功了。然而，以色列在六月五日进攻了埃及，战争持续了六天，在此期间，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了攻势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夺取并控制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
六月五日，像往常一样，我在早晨七点钟到达五角大楼。
一小时之后，我桌上的电话响了，一个声音说道：“我是作战办公室的史密斯上将（我们每星期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保证有一个海军或陆军上将在作战办公室值班）。史密斯将军说：”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接通了热线电话要求与总统通话，我们应该怎样答复他？“
“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问道。
“因为热线的终端在五角大楼。”他回答说。
热线是古巴导弹危机的遗产，它设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但除了检查线路是否畅通外还从未使用过。我甚至不知道它的电话线路终端就在我的办公室下面。我告诉史密斯上将：“将线接到白宫值班室，我要和总统通话。”
我知道林登·B·约翰逊总统正在睡觉，但我还是接通了电话。不出所料，一位在总统卧室外值班的侍卫官接了电话，我告诉他我要和总统讲话。
“总统正在休息，不希望被打扰。”他说。
“我知道，但请叫醒他。”
后来我得知，总统与迪安·腊斯克和沃尔特·罗斯托就这次危机进行电话交谈直至凌晨四点。他拿起电话，睡意朦胧地咆哮着：“见鬼，你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总统先生，热线已经接通，阿列克谢·柯西金要与您通话。我们应该说什么？”
“我的上帝，我们应该说什么？”他回答说。
“我建议，告诉他十五分钟后您会在值班室。我马上给迪安·腊斯克打电话，我们在值班室与您会合。”
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们通过热线与阿列克谢·柯西金交换了意见。六月十日，由于以色列获得了攻击叙利亚的胜利，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有一次，柯西金实际上在说：“如果你们想要战争，你们会尝到苦果。”当然，那是我们最不想要的。
为什么苏联总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当以色列如此神速地打败了埃及和约旦后，看起来就要移兵威胁大马士革。
为此林登·B·约翰逊总统告诉阿列克谢·柯西金，一旦以色列得到戈兰高地，它就会接受停火。同时，总统同意命令第七舰队靠近叙利亚海岸，以便使苏联明白，对他们在该地区的任何行动，我们都会有所反应。几小时后，以色列和叙利亚接受了停火建议，第七舰队也停止了东移。虽然信息的交换使形势明朗，但这个插曲揭示了在冷战中期，美苏维持全球平衡时的关系是多么微妙。这进一步解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要在印度支那保持压倒优势的感受，同时也说明了一系列的突发事件使我们无法倾全力于越南。
现在对我来说已十分清楚，印度支那的政策和方案将我们引向了从未料到也并不希望的歧路。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无论是生命的丧失还是政治、社会和经济所受到的破坏——都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想。我们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这失败能否避免？从我们的经验中可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以防止其他人重蹈覆辙？学者们无疑将希望研究并揭示这些问题。这个念头在战争结束后的今天更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一九六七年六月，我决定让我的国际安全事务助理约翰·T·麦克诺顿着手搜集材料以备将来的学术研究。我告诉他要扩大搜集面和相关的文件范围，不要仅限于我们国防部，还要包括政府各部门、中央情报局以及白宫。由于我要求这项工作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因此我对约翰·T·麦克诺顿说我个人将不介入。我指示他说：“告诉你的研究人员，无论后果如何，都不要退缩。”或许是出于曾激励我做这件事的同样冲动，使我说出了上面的话。我从未想过对总统和国务卿提到此事，因为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然而，最终却使三十六位参与研究与分析的人员卷入其中。
材料搜集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一个月后，约翰·T·麦克诺顿悲剧性地在一次空难中丧生。整个搜集工作由莱斯利·H·盖尔布负责。当时莱斯利是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官员，现在他担任了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工作是收集二十多年以来的备忘录、情况记录、电报以及各部门的报告。几年后，莱斯·H·盖尔布利告诉一位研究人员说：“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打电话，然后说：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要求……我去见很多人，解释这项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