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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业上争当第一的动机，与我的家庭有关。我的父母都未能踏入高等学府的殿堂（我父亲从未接受过八年级以上的教育），他们强烈地期望我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的意愿左右了我的人生。
每当人们回首以往的岁月时——就我而言，回顾以往的七十八年时——总能发现某些事件，对他们的成长和信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里我想提到三件事。
“大萧条”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三三年，我高中毕业，那时，整整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男性失去了自己的工作。由于无法养活自己的家人，一位同学的父亲自尽身亡。另一位朋友，她是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儿，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激烈的工人罢工活动极为常见。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西海岸海员罢工期间，旧金山码头区的房顶上，都架上了机关枪，用来对付码头上发生的战斗。一次，在市场街上，我亲眼看到一位码头工人追赶一位男子，他说此人是个工贼。他将那位男子打翻在地，把其一条腿的膝盖压在路边的台阶上，脚踝仍托在路面上，然后，拼命地跺踩着其小腿，直至踩断了腿骨。这一可怕的暴力场面，使我久久无法平静。
一九三五年仲夏之季，为了挣够下个学期的费用，我去工会职业介绍所，找到了一份海上的工作。亲身经历了那些环境，使我懂得了为什么那些暴力行为一触即发。作为一名普通的船员，我随SSPeterkerr号货轮出海航行了。每月的工资为二十美元，船舱中的淡水时有时无，床铺上的臭虫随处可见。一天早晨，我特意数了数，一条腿上竟有十九处被咬的伤痕，饭菜也总是难以下咽——一次航程下来，即使像我这样年轻力壮的人，体重也下降了十三磅。这种经历导致了我对那些无依无靠的工人们的同情，他们的苦难境遇至今仍萦绕于我的脑际。在汽车企业中担任行政领导之时，我曾大肆推崇过沃尔特·鲁瑟等工会领导人物。在五角大楼时，我也曾试图将一位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官员杰克·康韦召到麾下，担任我的人力资源助理。
第二和第三件事是相互关联的：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结识玛格丽特。我进入了加州大学，因为，这是一所唯一我能负担起费用的名牌大学。每年的学费为五十二美元。伯克利向我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块历史、理念、伦理道德价值、学术水准和智力水平都在推陈出新的天地。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和教务长门罗·多伊奇取得了常人无法取得的成就，尽管该校的财政来源完全取决一个以农业为主、颇具保守色彩的州际立法，但是，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和门罗·多伊奇仍然设法倡导了一种自由辩论的开明校风。四年的时光，使我领略了正义、自由的真正含义，懂得了权利与义务的相辅相成，这些知识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大学的生活也为我未来的另一方面铺平了道路。在第一周的校园生活中，我就结识了玛格丽特·麦金斯特里·克雷格。她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梅达，是一个活泼可爱、颇具魅力的姑娘。七年以后，我们结成了夫妻。玛格丽特给我的一生带来了平衡、力量和欢乐，她弥补了我每一个方面的不足。她天生聪明伶俐，热情开放，温柔可爱，活泼外向，深受众人的宠爱。如果没有她的存在，我将无法取得现有的成就。
我挑选了经济学作为主科，而把哲学和数学作为副科，对未来的职业并未做特殊的考虑（按照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学习经济学的良好前景，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教育背景中的某些重要时刻却来自哲学和数学的课程中。伦理课迫使我去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念，逻辑的学习则向我展示了思维的活力和准确性，而数学课的老师则告诉我，应将数学视为一个思维的过程——它是一种语言，虽然不能表达全部。但足以表达人类的大部分活动。它给予我意想不到的启示，时至今日，我仍将数量关系作为一种语言，它有助于我更为准确地看待世界。当然，在道德、美和爱情等问题的纠纷上，数量的分析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当我们克服贫穷和财政赤字，或防止国民卫生计划失败时，它则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而这一点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此外，预备军官训练队的经历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而当时我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此点。伯克利是一所享用政府的土地，利用公共开支经营的大学，因此，那时每一位男性学生都必须接受为期两年的军事训练。我申请了一个必须四年之内完成的海军训练计划，但由于视力不佳，没有如愿以偿。这样，我只好在陆军预备军官训练队中服务了两年。
据我所知，在那些年中，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军事问题。我和同学们也都毫无例外地认为，这些训练只是一些无关大局的形式，与我们的世界毫无关系。军训结束的那一天，我们勉强列队从校长面前走过，接受了他的检阅，然后，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扔掉了枪支——让它见鬼去吧！那些年代中，我们对诸如乔治·马歇尔、哈普·阿诺德、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等一代职业军官的行为极为不解，他们义无反顾地坚守在那一不被人们重视的岗位上。不管经济是否萧条，马克斯威尔·泰勒等人都完全可以辞去职务，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前，为自己挣上一笔不小的财富。然而，他们毅然选择了为国家服务，并且在灾难降临时，拯救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将会永远感激他们。
离开伯克利之后，我进入了哈佛商学院研究生院，为了适应将来获取一份工作的需要，我涉猎了各种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绝大多数师长似乎确信，赚钱是商业的唯一目的，但也有为数不多的人，包括我的财政管理学教授罗斯·G·沃克和市场学教授埃德蒙·P·勒尼德，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商业中的首领不仅应对其股东负责，也应服务于社会，尽其职责，一家公司在为自己赚取利润的同时，也应满足社会的要求。我认为，罗斯·G·沃克和埃蒙德·P·勒尼德都会欣赏这样一句话，“仁慈之心和精明的头脑并非水火不能相容”。这也成为了我一生中的座右铭。
哈佛的确令我入迷，但思念加州的情感却也占据在我的心间。一九三九年刚刚毕业，我就返回了旧金山，接受了一份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的工作。次年夏天，商学院院长华莱士·多纳姆要求我返回学校，担任初级的教学工作。
院长需要一个即刻的答复——此时距学期的开始仅有六周的时间——但是，我告诉他，我个人无法做出最后的抉择。
我解释说，我已经向一位女士求婚，如果我说服她嫁给我，我将会返回哈佛，否则，答案就会是否定的了。此时，玛格丽特正在度假途中，她与其母亲和姑妈正驾车横穿美国大陆。在巴尔的摩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我终于找到了她们，通过那里的一架付费电话，她听到了——并且接受了——我的求婚。在返回加州的途中，她意识到已几乎没有时间为婚礼做准备，所以，从明尼苏达的雷德温，她发来电报，“该印制婚礼请帖了——你的中间名叫什么？”“斯特兰奇”（斯特兰奇一名在英文中与“奇怪”一词字母相同，均为Strange，故造成了玛格丽特下面的误会——译者），我回电道。这一名字也是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奇怪也无关系，”她又回电问，“名字叫什么？”
我们住进了剑桥市一套一间居室的公寓——我们只能在浴缸中清洗餐具——但一年多的生活却是极为美满的，即使在梦中也不过如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五个星期之后，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在一九四二年初期，商学院与美国陆军航空兵签订了合同，培训统计管理军官。航空兵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当闪电战的攻势在欧洲开始之时，我们已有将迈一千八百架飞机和五百名飞行员。到一九四○年五月希特勒入侵法国时，罗斯福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