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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请问气之多少，何者为逆，何者为从？黄帝答曰：阳从左，阴从右，老从上，少从下，是以春夏归阳为生，归秋冬为死，反之则归秋冬为生，是以气多少，逆皆为厥。
问曰：有余者厥耶？答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气上不下，头痛巅疾，求阳不得，求阴不审，五部隔无征，若居旷野，若伏空室，绵绵乎属，不满日。
是以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
是以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借借。得其时则梦见兵战。
胃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溺人，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
肝气虚，则梦见兰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
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燔灼。
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
此皆五脏气虚，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合之五诊，调之阴阳，以在经脉。
诊有十度，度人、脉度、脏度、肉度、筋度、俞度。阴阳气尽，人病自具。脉动无常，散阴颇阳，脉脱不具，于无常行，诊必上下，度民君卿，受师不卒，使术不明，不察逆从，是为妄行，持雌失雄，弃阴附阳，不知并合，诊故不明，传之后世，反论自章。
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阴阳并交，至人之所行。阴阳并交者，阳气先至，阴气后至。
是以经人持诊之道，先后阴阳而持之，奇恒之势，乃六十首，诊合微之事，追阴阳之变，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论，圣虚实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诊。
是以切阴不得阳，诊消亡；得阳不得阴，守学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后，故治不久。知丑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纪，诊道乃具，万世不殆。
起所有余，知所不足，度事上下，脉事因格。是以形弱气虚死，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生。
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上观下观，司八正邪，别五中部，按脉动静，循尺滑涩寒温之意，视其大小，合之病能，逆从以得，复知病名，诊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
解精微论篇第八十一
黄帝在明堂，雷公请曰：臣授业传之行教，以经论从容，形法、阴阳、刺灸、汤液所滋，行治有肾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湿寒暑，阴阳妇女，请问其所以然者。卑贱富贵，人之形体，所从群下，通使临事以适道术，谨闻命矣。请问有_愚仆漏之问，不在经者，欲闻其状。帝曰：大矣。
公请问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帝曰：在经有也。
复问不知水所从生，涕所从出也。帝曰：若问此者，无益于治也。工之所知，道之所生也。夫心者，五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华色者其荣也。是以人有德也，则气和于目，有亡忧，知于色。
是以悲哀则泣下，泣下水所由生，水宗者，积水也，积水者，至阴也。至阴者，肾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辅之裹之。故水不行也。夫水之精为志，火之精为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故谚曰：心悲名曰志悲，志与心精共凑于目也。
是以俱悲则神气传于心，精上不传于志，而志独悲，故泣出也。泣涕者，脑也，脑者阴也。髓者，骨之充也。故脑渗为涕。
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从之者，其行类也，夫涕之与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则俱死，生则俱生，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横行也。夫人涕泣俱出而相从者，所属之类也。
雷公曰：大矣。请问人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从之何也？帝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则志不悲，阴阳相持，泣安能独来。
夫志悲者惋，惋则冲阴，冲阴则志去目，志去则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且子独不诵不念夫经言乎？厥则目无所见。夫人厥则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阳并于上则火独光也；阴并于下则足寒，足寒则胀也。夫一水不胜五火，故目眦盲。
是以冲风，泣下而不止。夫风之中目也，阳气内守于精。是火气燔目，故见风则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火疾风生，乃能雨，此之类也。
作者：李宗吾
李宗吾（1879…1943），在他的自述中，李宗吾说他自己“生在偏僻地方，幼年受的教育极不完全，为学不得门径”。或许是因了这种环境的缘故，李宗吾与同一时期的学者少有来往，有记载的只有他和大学者吴稚晖有过几次达成共识的来往之外，还和当时在重庆的一些学者有过来往，不过颇有隔阂之处。这也使得他的思想在知识界难以流播，影响甚微。同时也是我说他生死皆寂寞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国五年（1916），李宗吾出任四川省视学，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教育调研员。民国十年（1921）又重任此职。在他第二次任职期间，游历各省考察教育。考察之后，深感当时的学制限制了人们读书的自由，“把人拘束紧了”，“冥冥中不知损失若干人才”，于是主张“把现行学制打破，设一个考试制”，使“各人之能力，可尽量发展，国家文化，可日益进步”。
在他所写的《考试制之商榷》一书中，李宗吾系统地阐发了他的教育主张。李宗吾认为，旧学制的弊端，集中论之可称之为“铁床主义”的教育，这种“整齐划一”的教育极端戕贼个性，钟点一到，先生即来授课，也不管学生对其所讲的内容是否感兴趣；铃声一响，即收书走人，也不管学生对其所授的内容是否业已了解。程度差的学生，听完之后茫然不解，下次便无法接上先生的思路；优秀的学生，事先已于所授课也有所理解，则听之索然无味。如此牺牲学生的精力与时间，去换取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实与“监狱”无异。
李宗吾还谈及古代的科举，他认为科举弊病虽多，但“那个时代却有一个极好的精神”，只要立志读书，就有书可读。而且在科举时代，穷人可以一面谋生活，一面自己用功，国家行使考试时，对此等人，与书院肄业的人同样待遇，并没有歧视之心。而当时的学制则把那些虽有天赋却家境贫寒的子弟拒之门外了。
李宗吾的补救办法，也即《考试制之商榷》，实际上就是发端于科举，而立足于当时。他的教育主张，概括地说就是“求学自由”，即让天才优越的学生不受学年的限制，使其创造的天分得以充分的发展，同时把学校开放，使校外的学生也能参加考试。这样一来，私塾便可以与公立学校并行发展，教育也就不容易为少数人垄断。李宗吾认为国家不仅不应该现在私立学校的发展，而且应该为其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私立学校的存在是对公立学校的一种有力的促进。这种思想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以后的共和国的岁月中更是成了绝响。
李宗吾主张实行考试制，其着眼点是想借着这种制度，以求教育的平等与普及，造就真实的人才，所以并不单单地注重学生的成绩，而且还要对学生平时的德行进行必要的考察。
在其任四川省视学期间，李宗吾除了积极倡导和力行考试制之外，还积极倡导平民教育，他曾经写过一篇《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的文章，对在《考试制之商榷》中没有涉及的问题作了阐述。他认为平民教育应该扩大办理，教育一般民众，不仅仅是叫不识字的人。他根据民间读书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主张征集一些“或白话的”，“或浅近文言的”，“总以富有趣味为主”的著作，其间加入一些外国压迫我国的情形以及弱小民族被侵略的事实，交给在各街宣讲格言的和在茶馆众说评书的人拿去传播。因为“这等人的语言态度，与街市上的人是一致的，他们说的话，众人都肯听；若是上流社会的人去讲，反觉得异言异服了，所说的话，必不能深入人心”。
李宗吾提出和发表这些教育思想的时候，正值蔡元培出掌北大，胡适回国之初，“全盘西化”的思潮弥漫全国思想界、教育界的时候，李的思想不能得到重视也就可想而知了。就连在李出任省视学的四川，这些思想的实施也只是昙花一现，到了民国二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