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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跨国界流动采访，除人地生疏语言障碍外，战时法规、新闻审查、散兵流弹都会使孤身一人的记者陷入灾难。
在挨炸的巴格达拉希德饭店，我与另一位北大校友、日本记者河野彻不期而遇。河野是日本共同社国际部记者，早稻田政治系毕业后在北大进修中文，1989年在北京与我一起工作过。从此，整个战争期间我们生死与共，同行同止，分享新闻线索，直到他奉调去科威特。那天在约旦一家小酒馆，河野含泪把一大包止血绷带和美军战场急救用品塞给我，酒气冲天珠泪满面：“剩下你一个人千万别太猛。要多想！钢盔、防弹衣、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见面呀！”
四
和平中的生命有时比在战争中更脆弱，许多比我年轻为学弟学妹不幸先我而去。我采访过的生物系81级曾周是在秦岭研究大熊猫时摔死的，是他家的独子，佛坪馒头山下有他的碑。十年前地理系柴庆丰勇斗歹徒，被流氓一粒气枪子弹击中大脑暴亡，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代局长刘镇山、刑侦处长张良基率一帮警察追到天津，才把歹徒缉拿归案。
以后道听途说知道舒春死在新加坡、游进死在四川、戈麦自沉万泉河、骆一禾在行进中倒毙……这还不算因癌症病逝的温杰，他是我北京十三中的同学，后进北大，是中文系81级的学生。与我同年分到中国政法大学教书的名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殉诗。国政系80级比我晚一年分到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的学弟朴京一，径直地爬上教学楼顶，跳了下去……一位学兄称北大那片园子里出来的人智慧而脆弱，一点呼唤可以使他飞扬，一点漠视便会瓦解他的生命。
1990年我在海拔5000米～686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开吉普住帐篷，持续半年的高寒、缺氧、强辐射使我患了右心室肥大红细胞增多症。长期没有新鲜蔬菜，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高高肿起，脑袋由于缺氧几乎炸裂，几次想一头撞死。
在我觅死不成的昏睡中，始终照顾我并和我同宿一顶简易帐篷达半年之久的《民族画报》摄影记者凌风，就是位短小精悍的北大师兄。他毕业于中文系77级，却有一手修手表修相机的绝技，探险队许多精密仪器都被他妙手回春。
在野外这可是头等求生技能。这位学兄不仅修机器而且修人，正是他鼓励我为他太太、北大师姐任幼强主编的《世界博览》写些亲历，由此我的北大圈子越滚越大，由中东而北美，到现在都未能住手。
15年前我离开北大时眉清目秀侃侃而谈满脸灿烂，现在是委靡不振满嘴粗话，一听见警报声就想卧倒。开罗和平医院说我患了战争持续紧张压力综合症，也许等上十年八年，也许终生恢复不了。尽管我右腿肌肉萎缩，可无碍我马奔雀跃地四处乱跑，去年还一人开车环绕美国。技物系学长邓朴方送我个奖杯，上写：“师曾校友，老弟可畏。”我猜想当时自己一定狰狞可怕，穷凶极恶。人过七十古来稀，即使以活70年计，也不过25550天，少得让人害怕。人生总有一死，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可读书走路可以体验人生的深度和厚度。为此我探险同时珍爱生命，打针吃药顽强地活着。
1994年“一二·九”，北大团委书记王登峰把我弄到办公楼给学弟们讲述我的故事。站在司徒雷登训过话的地方指手画脚，我一派胡言不敢正坐。北大独有的教育体制帮我辨认出自己潜在的个性并得以发展，科学让我受益，民主给我希望。每当遭受挫折心情不佳，我都会哭丧着驴脸躲回北大，狂奔一番、大哭一场，看看和我一样的北大同类。
民主、科学、自由、容忍，再勇敢诚实地面对人生。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