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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奉命与共和国卫队同行，到南方镇压穆斯林什叶派暴徒，到北方平定库尔德人叛乱，回到巴格达，伊拉克情报部萨东先生把我传到他的办公室，嘴角叼着一枚快要烧着小胡子的雪茄烟蒂，开门见山地问我是否拍了一家被烧毁的表店。我弄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一口咬定没拍：“萨东先生，您知道，我向来是除非接到命令，否则根本不按快门。”老萨东一对虎目盯了我好久：“据我的情报，你并不总那么听话。不过别害怕，现在是我求你，我们的部长出于某种兴趣，急需一张埃尔比勒那家被烧毁的钟表店的照片，可我手头现在没有。我听人说你路过那家倒霉表店时，手中的相机响了一下。”
三进巴铬达（1993年1月～2月）1993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两周年纪念日，美国空军再次袭击巴格达以南16英里的伊拉克核工厂。巴格达市中心拉希德饭店也被一枚“战斧”导弹击中，炸死一名妇女，伤数十人，其中一名德国记者炸了个满脸花。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南黎巴嫩雪山上采访被以色列驱逐的416名巴勒斯坦难民，直到10天之后我才抽身飞到约旦，取道进入伊拉克。
自海湾战争以来，由于国际社会制裁，多国部队的F——15鹰、F一18A大黄蜂、F一14雄猫控制了制空权，伊拉克固定翼飞机就没敢升空，持续的空中封锁使伊拉克民航集体转业改开大巴士，专营从巴格达到安曼的长途客运，战争使飞禽成了走兽。早上9点，我身背采访器材，手提安曼分社帮我准备的一大摞阿拉伯大饼，爬上由约旦首都安曼开往巴格达的“沃尔沃”长途车，踏上长达1000公里的沙漠路。
直到中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大巴士才驶出约旦鲁维谢德，海湾战争期间国际红十字和国际红新月会协会在此修建的难民营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坑坑洼洼的帐篷坑。根据我战时模糊的记忆，约伊两国间有70公里宽的中立地带，可现在约旦的边界似乎向东推进了相当一段距离。伊拉克塔布里勒海关出现在眼前，红、白、黑、绿的四色伊拉克国旗懒洋洋地在烈日下飘舞依旧，只是国旗上增添了一行醒目的绿色阿文：“安拉最伟大。”这是伊拉克海湾战争之后修改国旗的硕果。
伊拉克海关认真地在我护照的第一页上填上我携带的相机、镜头、录音机……这是以往两次没有的。我规矩地排在一名意大利商人身后等待过关，一位显然不谙英语的伊拉克边防警察用极奇怪的发音逐一点名，结果使所有听众对自己的姓名都顿感陌生。轮到我前面的意大利商人时，这位随时准备应答自己名字的主人竟对警官高喊自己大名毫无反应，当即因装聋作哑把警察气得喉咙冒火，被恶狠狠地抛出队外。眼看着刚刚还绅士派头十足的商人老兄顷刻斯文扫地，我不禁感慨人的命运真比蛛丝还细。好在我顺利过关，犯人蒙赦般爬上冷寂的大巴士，继续茫茫未知的旅途。
傍晚，我们的大巴士终于缓缓驶人神秘的巴格达。伊拉克情报部为加强摄影采访管理，把我和美国《时代》周刊摄影师罗伯特·斯特朗编在一组，采访当年被多国部队炸成一堆烂铁的儿童奶粉厂。据介绍，伊拉克人民自力更生，已使该厂部分恢复生产，奶粉厂还送给我们每人两袋奶粉作为佐证。采访完毕，我掏钱请情报部陪同瓦利德在巴格达豪华的萨哈饭店吃午饭，连点了三道主菜都说没有。好不容易上了一道著名的巴格达“祖拜迪”烤鱼，可我敢打赌，这条鱼至少登陆了一个月，没鳄鱼牙、火鸡胃就别想消化它。
情报官瓦利德问我这次来巴格达与前两次有什么不同，我说：“伊拉克人民更团结了。”他说：“当然，现在是战争。我警告你，一个人上街千万别背相机。”饭后，我发现瓦利德贪婪地注视着橱窗中的进口香烟，便主动给他买了一包，不料他一面如获至宝地揣进衬衣口袋，一面请求我为他的同事再买一包。战前，这类进口烟成箱地摆在货架上，兜里揣满了用滚滚石油换来的美元的伊拉克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
采访完毕，瓦利德邀请我们参观了他市郊的家，领出一对天真美丽的双胞胎女儿，说要聘给我带回中国做老婆。
2月7日，我和《时代》周刊的罗伯特·斯特朗同乘一车前往巴士拉，同行的还有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各国记者。我们被编成一队，连中途休息、撒尿也由情报官员统一控制，意大利NOI记者皮鲁谑称之为“Internationa IP。P。”
（该字既有国际采访团之意，又可理解为国际撒尿）。
巴士拉是仅次于巴格达的伊拉克第二大城，位于伊拉克南部，东临夏特·阿拉伯河，市内河渠纵横，已有1300多年历史。海湾战争期间，巴士拉城北的公路桥被多国部队炸毁，至今未能修复，城内排水系统年久失修，污水四溢，恶臭冲天。夏特·阿拉伯河畔塑有99座死于两伊战争的烈士雕像，每座雕像下镌刻了死者的名字、军衔、生卒年月，其中有战死的国防部长阿德南、第三装甲师师长拉希德、第五机械化师师长哈雅尼。
我们采访了巴士拉港区，港内上百条锈迹斑斑的巨轮歪在水中，有的已被炸沉，码头上杂草丛生。我们获准攀舷梯登上巨轮拍照，本应繁华喧闹的中东名港此时竟比圆明园还寂静、荒凉，残砖败瓦和炸变了形的钢铁遍布甲板，船体上层建筑上简易的水泥工事被炸得支离破碎。这里集中了世界各国的巨型货轮，海湾战争使其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络，静悄悄泊在锚地。
巴士拉省总医院院长阿拉艾拉丁称他的医院只剩三盒Humu1iur。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冈本行正指着手术台上的药说是日本捐赠的，说着一把抢过来仔细读上面的字，可看了半天没了下文。意大利记者嘲笑道：“日本人，那上面是中国字吧！”说话间隔壁传来一阵令人心惊胆战、毛发倒竖的嚎叫，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医生正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动手术。医生说：“麻药不够，这个士兵枪伤不重，身体又壮，用不着麻药。”
我们下榻的五星级巴士拉希尔顿饭店根本没有电，只在写字台上插了支火苗随风摇曳的蜡烛。洗手间水龙头用了吃奶的劲才拧开，先是血红的锈水，继而是浑浊的暖流。
早饭只有干大饼和煎鸡蛋。《朝日新闻）冈本行正点了果汁，可送上来的却是杯自来水。
沿途，所有记者还得分担七八个情报部陪同的饭费。
由于缺乏配件和保养，汽车总出毛病，返回巴格达的时候竟有两辆汽车坏在野地里。所有情报部陪同和汽车司机都亮出家伙，围在四周担任警戒，由机械师抢修，尽管我们己付了租车费，可修车的费用仍由记者平摊。
沙漠黄昏的晴空蓝得让人发愁，寒风刺骨。我们几个摄影记者围着火堆一人一口传递着《时代）周刊记者罗伯特的一瓶约翰尼黑牌威士忌。皮鲁就着火光掏出一大把苏联勋章逐一别到我们所有人胸前作为纪念，他还有克格勃证件和苏共党证，据说全是在莫斯科现交钱现贴照片压钢印办来的。这老家伙年纪虽已62，可上蹿下跳倒像刚满26，他拎着酒瓶子把麦克阿瑟的绝句“老兵不死，仅仅隐退”（Old soldiers nen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篡改为“老摄影师不老，就是找不着焦点”（Old Photographers never old，They just out of focus。）。
返回巴格达，刚把同车的罗伯特送回旅馆，伊拉克司机就提出要我再付400美金。我说罗伯特已付了包车钱，你老兄怎么也不能收双份呀。可看到车子驶向茫茫黑夜，我忙改口说：“我的确没钱了，你不妨把我送回中国大使馆或新华社巴格达分社，我保证付给你的合法所得，安拉作证！”
车到分社，我先把行李搬进分社，分社首席记者李义昌担心我处理不了。我说，您还得常驻，最好不露面，我一人能对付。我转身出门告诉司机，我刚和罗伯特通了电话，他说他已付了全部车费，因此只能给他50美元小费。司机说他可以给我多开发票。我说：“中国前进了。你给我如数开确实付的钱，否则一个子儿也没有。”
返回巴格达，刚把同车的罗伯特送回旅馆，伊拉克司机就提出要我再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