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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装备。窗外，红海饭店东北方向运河的尽头，茫茫沙漠上已赫然出现一簇庞大的雷达天线，继而是高高的舰桥。蓝灰色舰体栅栅而来，上层建筑上七八具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碟状天线旋转不停。
几十架叠起双翼的F14、F18、EA…6B、与与E一2C鹰眼雷达预警飞机整齐地排列在甲板上。这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号，“尼米兹”级航母中最新的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为最大军舰，满载排水量9。5万吨，舰载高性能作战飞机90架左右。已装备海军的为“尼米兹”号CVAN68，“艾森豪威尔”号cvAN69，“卡尔·文森”号cVAN70，“西奥多·罗斯福”号cVAN71）。此时，只有广角镜头才能装下她庞大的舰身。
游出非洲
1993年12月3日，我最后一次将我的大吉普开进苏伊士城南端的陶菲克港，这里是苏伊士运河在红海的出海口。在这里，我无数次面向大海呆坐凝思，追忆我早已逝去的无限空虚的青春。在我停车的位置，有非洲的青山，与其隔海相望的是亚洲西奈半岛。再过两个星期，我就要结束三年的中东记者生涯，“走出非洲”。望着滔滔海水，我不禁产生一跃而入的渴望。
突发奇想的我不禁连蹿带蹦地扒掉衣裤，锁好大吉普，纵身跃入滚滚红海。
冰凉彻骨的海水扑面而来，河口浮游生物招来的沙丁鱼象无数支银箭从我身旁射过。右侧，又一队巨轮在海面上泊碇排列，准备过河，头顶蓝天上的片片白云正飞快地从非洲滑向亚洲。万吨轮螺旋桨推进器卷起的浮油粘在我的脸上，在眼镜片上结成七彩的光。深海翻卷而来的冰冷暗流令我清醒，我能听到自己骨节因为恐惧而发出的咋咋声，也许一条觅食的姥鲨已经盯上了我，可我喜欢这感受。
我自知我不是勇敢的人，可我追求生命的质量，盼望有限一生能尽量体验多种感受。持续的冒险使我饱尝恐惧的悲哀，同时刺激我狂热的工作激情。在与自我拼搏了40分钟之后，筋疲力尽的我终于爬上西奈半岛。一种痛快的解脱感油然而生，我又有了新的体验：我从非洲游到了亚洲。
第9节 铸剑为犁的拉宾
1991年2月1日夜，我乘一架以色列“阿尔法”式运输机冒着海湾战争的炮火在本——古里安机场着陆。这是我头一次跳上这块神秘的国土，当时以色列尚未与中国建交。
我径直爬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顶层的阳台上，成为有史到来第一个用“新华社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中国人。入夜，我跟着一帮胆大妄为的西方记者守在楼顶上等“飞毛腿”，喝威士忌，数遍古今的各国英雄。美国CBs摄影师海古德津津乐道地称赞以色列总长伊扎克·拉宾，仿佛他是圣乔治。可当时我对以色列的全部知识仅为一本田上四郎的《中东战争全史》和一张以色列地图。想不到在此后的三年里，我数次前往以色列，每次都与这位大名鼎鼎的拉宾将军有关。
（一）
1992年6月22日，我第二次去以色列，奉命采访以色列大选。历史上的6月22日不是法国工人起义就是希特勒进攻苏联，而我则在这天连人带车都被扣在加沙与阿什克隆间的沙漠里，整整两车以色列国防军把我和我的大吉普押往西奈。在押解我的路上，南方军区的一位中校还执著地要与我打赌，是沙米尔赢还是拉宾赢，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沙米尔，可中校说我准输。
好在弄清楚我的种种苦衷之后，押送我的军警宪特迅速放我上了路。《以色列消息报》还为我的莽撞登了条特写：“250名外国记者来以采访大选，31岁的中国记者让南方军区跳了起来。”
次日凌晨，当我从耶路撒冷驱车60公里赶至特拉维夫哈美利兹投票站时，只拍到瘦小枯干但总精神抖擞的沙米尔，而工党领袖拉宾则在几公里外的另一投票站投票。我急忙发动汽车，可《以色列之声》的记者偏举着个话筒横在我那因闯边界被传媒炒得火热的大吉普前，问我昨天是否遭到军警非人道待遇，由此是否会影响中以关系。我一面挂档、松离合器，一面歪着脖子告诉他：“士兵不是以色列，我更代表不了中国。”想不到这段由吉普马达伴奏的采访在电台播出时，竟被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林真的秘书录了下来，林大使夸我回答得很有外交水平。
待我驾大吉普风驰电掣赶到投票站时，只见拉宾正躬身钻进一辆破旧的“沃尔沃”绝尘而去，至此，我追拍拉宾大选投票的任务就这么不体面地以失败告终。
好在当晚以色列工党在丹·特拉维夫饭店工党总部集会助选，我还有机会再睹这位拉宾将军的风采。从黄昏等到午夜，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就是不肯露面。天快亮了，兴奋的工党党员还在等待大选的统计结果。直到有人宣布工党以12席之差击败对手利库德集团后，姗姗而来的拉宾才露了面。
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内端详拉宾这张比关公还红的大脸。还是“六日战争”中那种躬身向右前方微倾的习惯姿势，只是黄军裤换成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暗条纹西装，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错觉，可一开口，浑厚吵哑的男低音立即将刚才的羞赧之气一扫而光，颤抖的语音浸透了工党饱尝15年在野党的辛酸和大选胜利的激动。拉宾的讲话一再被震天的欢呼声和工党党歌打断，他一一感谢支持他的同事和选民，直到有人齐呼“佩雷斯”时，他才想起这位与他素有芥蒂而又风雨同舟的同事。
四天之后，拉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多功能厅正式庆祝工党获胜，还是那辆老掉牙的“沃尔沃”轿车，还是那身黑西服。这位由突击队员、野战排长升至以军总长、驻美大使及1974年～1977年内阁总理的老者，终于重新回到权力的顶峰。面对记者围剿，这位鹤发童颜、下野15年之久的花甲老人侃侃而谈，一双深逢的蓝眼睛似乎永远带着一丝忧伤。
（二）
拉宾在《回忆录》中回忆自己的出生时说：“有的婚姻是天造之合，我的父母就结合于圣城耶路撒冷。”拉宾的父亲鲁比佐夫生于乌克兰，俄国革命后只身逃往美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想当英雄的鲁比佐夫报名参军保卫耶路撒冷，由于平足被刷了下来。可固执的鲁比佐夫趁人不备将自己的姓改为拉宾，走向另一位矮个大头的体检官，竟奇迹般地混了过去。多年以后，成了以色列首任总理的本——古里安拍着拉宾的肩膀：“小子！要不是让你爹通过体检，你就不可能生在耶路撒冷啦。”
就这样，老拉宾进了英军第38营。可惜时运不济，等他的部队开到巴勒斯坦时，战争已近尾声。尽管一个敌人没见着，但毕竟朝天放了许多空枪。在镇压一场阿拉伯人骚乱之后，好歹也算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老拉宾没有白上战场，他俘获了惊人的“战利品”——一位楚楚动人、含情脉脉的犹太姑娘。她原是彼得堡一位颇有教养的富商，十月革命后来到巴勒斯坦。她先在加利利基布兹垦荒，天生丽质受不了斯巴达式的磨练，只好到耶路撒冷当了护士。
那年阿拉伯人发动袭击犹太移民的骚乱，高大健壮的犹太军人老拉宾用胸脯护住了她。老拉宾发扬参军时的那股犟劲，趁热打铁与姑娘成婚。一年后的1922年3月1日，酷似其父的蓝眼珠的伊扎克·拉宾诞生于耶路撒冷。
拉宾的母亲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当老拉宾还是金属工会积极分子时，她己当选为特拉维夫市政委员了。小拉宾先后在幼儿园、工人子弟学校长大成人，15岁考进了卡多里农技学校。课余，拉宾在加利利基布兹务农，白天种地，晚上在农场当警卫。从卡多里农校毕业时，拉宾由于成绩优异，得到英国7。5镑的“农具奖金”，可他根本没把钱用在农具上，至今还自称欠英国政府7。5镑。
象当时所有基布兹社员一样，拉宾对土地本能地眷恋，为垦荒地甚至放弃了去美国伯克利大学留学的机会。假如不是隆美尔打到埃及的阿拉曼，拉宾肯定在海法基布兹里当一辈子老农了。1941年，当一名神头鬼脸的大汉找到正在基布兹食堂喝汤的拉宾，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帕尔马奇（希伯来语，意为突击队）时，拉宾对此还一无所知。
1941年5月的一个黄昏，拉宾和其他二十多个同样激动的小伙子开进了南黎巴嫩破坏电话线，这是他参加帕尔马奇的第一个战斗。
1943年，21岁的拉宾出任帕尔马奇排长，很快他的排成了帕尔马奇九个排中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