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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船厂和船坞等。1956年运河国有化以前，仅能通行6万吨级以下的货轮，经过国有化后的几次疏浚，已可以通行满载排水量15万吨、空载排水量50万吨的巨轮。每条船经过运河的通行费在20万美元上下不等、视吨位和载货性质而定。收费标准以“船型”和“货型”综合考虑而定。目前35％为油船，20％为集装箱货船。运河现在日平均收入550万美元，全部归埃及人所有。官方公布，1991年运河过河费收益为17。7亿美元，1992年为18。6亿美元，1993年超过20亿美元。据介绍，运河局虽归国有，但政府通过特殊政策给运河局独立法人地位，使其以私营企业形式经营，运河公司总经理不受官僚程式限制，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绝对管理权。
卖河北段有泥、中段有沙、南段有石“，因此，运河局在使用的同时，还得不断地维护运河清水长流。现在，有21个国家的挖泥船帮助埃及拓宽运河。
沿运河徜徉
驾吉普车沿运河徜徉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从运河北端塞得港沿河南下，首先是一派热带沙漠景观，滚烫的黄沙上连仙人掌都不长。萨姆导弹阵地旁四联23毫米高炮和闪烁其间的穿土黄迷彩服的埃及士兵随时提醒你这是军事禁区。这一带，一般车辆是禁止沿河行驶的，可我的大吉普却拥有一张特别通行证。
1992年春，《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率团访问埃及，急需一名随团摄影师，我和我的大吉普就这样成了《人民日报》的队伍。可头一天就遇上了麻烦，东道主《金字塔》报的车队在开罗街头横冲直撞，这家世界上最大的阿文报纸在中东比中央电视台在北京还要牛气十倍，可紧跟车队的我却处处受阻，连“7。26”大街的停车场都进不去。在《金字塔报》为邵老总举办的接风宴上，一位自称是给《金字塔》报老总开车的小伙子对我万分同情，我忙不迭地告诉他，我是那个中国大人物的摄影师兼司机，小伙子两手一拍：“玛菲士穆士希勒（没问题）。”说着伸开手掌问我要大吉普车的钥匙，看着他那喝得像烤全羊一样紫红的脸，我弄不懂他要干什么。饭后，当我返回停车场时，只见我那位酒友正坐在我的大吉普中狠轰油门，我大吉普前风挡下面赫然多了张足有一尺长的巨幅通行证。
尽管我的大吉普享有沿运河倘佯的特权，可我从未以此违法乱纪。在标有严禁摄影的区域，我总是将相机装入摄影包内以免引起误解。一次，我开车带三位同事过运河，其中一位老兄硬要举着“傻瓜”乱拍一气，任我怎么强调军事林区可他还乱照不停，结果引来了一队宪兵，非要没收相机不可。事情危急，我忙掏出穆巴拉克总统摄影师的证件上去解围，可面色铁青的阿兵哥就是不肯宽容。万般无奈我想起三天前在埃及第2机械化军学来的骂人话，指着那个同事用阿语大骂：“真是个上面没长脑袋、下面没长那玩艺儿的笨蛋！”不料这句流行于大兵中的阿语竟逗得宪兵前仰后合，朝我连连挥手：“安拉宽恕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废人！”事后，我那位惹是生非的同事诚惶诚恐地问我对大兵说了什么？我说：“我告诉他们你是上司，其余的人是你的下属。”我那位同事立即得意洋洋：“你看，人家就比你尊重领导！”
在塞得港南55。5公里处，就是著名的坎塔腊渡口，在这里可以将吉普开上轮渡，直抵西奈。由渡口向东狂奔270公里就是阿里什，由阿里什直行50公里则是加沙地带。我曾经几十次往返于加沙至开罗间的沙漠公路，以至渡口的船工一见我的大吉普就高喊“西尼”（中国）。在这里过河我向来不用排队，而我每次过河总是以双喜烟、清凉油和圆珠笔作为对渡口船工的酬谢。
在塞得港南98。5公里处的伊斯梅利亚，有一家濒大苦湖而建的咖啡馆，有个令人回肠荡气的名字——“渔人”。
这一带是人口稠密的农业区，从尼罗河引来的甜水渠深入到农田阡陌之中，滋润着椰枣、按树、柑桔和草莓。这里的男人骑在驴背上阿凡提般沿小径匆匆而行，妇女则长袍垂地，在芒果林掩映的泥屋下洗衣煮饭。我常将大吉普开到泥泞的屋檐下，在棕桐树搭的茅棚下面河而坐。浓烈的阿拉伯香料与耳畔快节奏的阿拉伯音乐交织出迷幻的异国情调。坐在“渔人”咖啡馆里享受一份煮蚕豆、霍姆斯酱大饼。
烤鱼、蔬菜沙拉、鲜柠檬汁外加抽一袋“希沙”（阿拉伯大烟）不过15埃镑，而且全是正宗货。鱼是刚从运河中钓上来的，店主还亲自抓一把只有胡桃大小的运河柠檬为顾客榨一杯原汁。店门口有一排装满凉水的陶罐，向过往行人免费提供解渴饮料。
每当我坐在“渔人”咖啡馆的木凳上，望着烟雨迷蒙中缓缓行进的运河船队，总会沉浸在古道热肠的感慨之中，直到船队中导航的雾角一声断吼，才把我从断断续续的遐思中拉回到吉普车旁。在我清思悠悠的“渔人”咖啡馆对岸，是伊斯梅利亚战争纪念馆，纪念碑是一支巨大的AK步枪。在几公里外就可以看见其突兀的枪刺直插蓝天，仿佛正对空鸣枪以纪念四次中东战争阿以双方战死的无名烈士。
我先后17次前往那里凭吊战死的英灵，其中最后一次是陪同政协副主席吴学谦。那天我开着大吉普在前面带路，由于车速太快，连保险杠跑丢了都未发现，想不到竟被紧随其后的吴学谦的司机小陈捡了回来。就在我丢失保险杠的那段沙路上，埋葬着上万名无名战士。
隧道和航母
驾吉普继续南下至运河143公里处，就是著名的“A·H隧道”。该隧道南距苏伊士城17。5公里，1982年通车。其名“A。H”源于埃及工程兵司令艾哈麦德·哈姆迪少将的姓名字头。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哈姆迪少将亲自带人在苏伊士运河上架起浮桥，使埃军跨过运河，可自己却在战斗中阵亡，留下寡妻和两个孤儿。
A。H隧道自西向东在运河下42米深处横穿而过，长1640米，内有照明设备和通风设施，双向车道宽7。5米，每小时通行能力为2000辆标准卡车或1000辆坦克。隧道静悄悄地在河底连结起亚非大陆陆路交通，具有举世罕见的战略意义。
A。H隧道是由非洲前往南西奈、蒂朗海峡、沙特、约旦亚洲的陆上捷径，也是我在中东驾车往来穿梭采访使用频率最高的通道。1993年底我驾吉普车由开罗前往约旦边境，迎接海湾战争中结识的北大校友、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从巴格达调任埃及。往返仅三天，去时隧道费还是1埃镑，可返回时隧道费己涨至1。25埃镑。
在运河区，最刺激的莫过于拍摄航空母舰通过运河。
这类新闻由于属绝对军事机密，所以消息来源必须依赖美国记者。我在中东期间拍到了美国最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瓜达尔卡纳尔”号直升机航母和“斯普鲁恩斯”级导弹驱逐舰等尖端舰只。
1993年6月28日夜，开罗工程师区我床头的电话铃声然振响，听筒中传来《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巴利的公鸭嗓：“唐，你好吗？‘罗斯福’号已进入塞得港，对，第六舰队，明天中午，老地方。”
苏伊士城东有一座六层高的“红海饭店”，它是苏伊士城的最高建筑，其顶层是面向运河河口的餐厅。瘸腿巴利说的“老地方”指的就是这里。
6月29日中午，当我经过150公里的飞驰，风尘仆仆地开进红海饭店停车场时，发现美联社摄影记者纳伯特的破吉普早已停在了那里，我将车头向外，占据了正对路口的位置，这是一遇风吹草动便可飞速逃跑的车位。
在红海饭店顶层面向运河的餐厅里，美联社的纳伯特和CNN的摄影师已占据了面向河口的桌子，各自要了一份西餐装模作样地吃。我亦要了一份有蔬菜沙拉、面包黄油、西式汤和牛排的套餐，在靠窗的餐桌旁侧身而坐，眼睛瞟向窗外静静的运河。功夫不大，瘸腿已利、法新社的曼彻尔和其他一大帮摄影记者亦鱼贯而入，象一群溜边的黄花鱼争相抢占靠近窗口的位置，每人要了一份套餐大嚼起来。桌面上，一色的西餐咖啡；桌下，摄像机、照相机全都大张着镜头，紧贴着各自主人的右腿。
下午2：10，随着wTN摄影师法鲁克一声口哨，餐桌上所有的刀叉一齐落在盘子里，所有的面孔同时甩向窗外的运河，所有的右手同时伸向桌下的摄影装备。窗外，红海饭店东北方向运河的尽头，茫茫沙漠上已赫然出现一簇庞大的雷达天线，继而是高高的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