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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木急急忙忙的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冯国柱态度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
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引者注：指代表市委下命令投降。这时有人很明确地说：“马天水是软骨头，徐景贤是动摇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个人都可能投降了！”）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常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象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指“四人帮”。
（引者注：这时，“历史学家”朱永嘉来了个“古为今用”，讲起了秦汉之争，刘（邦）、项（羽）之争以及巴黎公社血战到底的历史典故，然后，他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们工人干部去搞。报社、电台我们搞。我们和肖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六时前派民兵占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我们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遍每个人，点着名的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了同意干的态度……当夜，他们制定了两个武装叛乱方案，其一曰“悍一”，其二曰“方二”。
夜深人静；在蒙蒙细雨中，一辆辆轿车驶出康平路。其中的几辆朝东径直驶向外滩。
矗立在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厦400室，灯光耀如白昼，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草味。
廖祖康和上海市组织组负责人、王洪文心腹王日初在这里召集紧急会议。“五虎将”全部到齐——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这是一支“忠诚”‘于王洪文的力量，是“工总司”的老班底。他们要为援救“司令”而出力。他们研究了停水、停电的种种方案。主张“立即起事”。
毕竟马、徐、王不在，这伙“王家班”研究了许久，未能有一个头儿拍板。最后，只得决定：在工会系统（大体上也就是原“工总司”系统）向下“吹风”，使当年的那批“造反英雄”们起来第二次“造反”。他们拟定了二十多条“起义”的标语。还组织人马以最快速度赶印进行“起义”的传单。如果马、徐、王不在十月十三日回沪，他们就决定在十月十三日晚大干！
十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上海市总工会各级负责人匆匆赶到总工会大厦。这些负责人，大都是当年“工总司”的各级头头。他们紧急动员起来了。
根据廖祖康的意思，叶昌明在这凌晨紧急大会上，“吹”起“风”来了。
以下是从当时的记录中查到的叶昌明的原话：“现在我们和去北京开会的马老失去了联系。
“据外地传来的消息，还有外国电台的广播，都说中央高级领导中出了事情。王副主席处境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
“对这件事我们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
“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我们正面临着大考验。……”虽然朱永嘉力主十月十三日早上六点开始“大干”，但是由于马、徐、王已定于上午十一时飞抵上海，不少人主张还是等几个小时，等马、徐、王回来再定。这样，十月十三日上午，上海没有响起枪声，仍保持平静。
“完蛋了，彻底完蛋了”
这天上午十一时，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在上海机场上一出现，便陷入了王洪文那班“小兄弟”的包围之中。
马天水哼哼哈哈，王秀珍沉默不语，向来口若悬河的徐景贤此刻也变得舌僵口讷。
康平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拿出了从北京带来的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材料。
虽说他们三个也声称自己“想不通”，毕竟他们在北京已亲眼看到“四人帮”大势已去，已向中央表了态，作了保证，表示回沪要妥善处理。
毛泽东手迹影印件“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众人争睹的重要文件。
张敬标看了直摇头：“就这么一些材料？我们当有什么重磅炸弹呢！毛主席的手迹没头没尾，‘你办事，我放心’的‘你’是谁没有写明，叫人怎么相信？”
无奈，落花流水，上海“基地”人心涣散，再想“大干一潮已经干不起来了。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于这天抵达上海，直接控制了上海局面。
十月十三日晚，上海市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聚集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马天水。
徐景贤、王秀珍在那里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这“三驾马车”言不由衷，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马天水这位“老运动员”，事先关照过徐景贤、王秀珍，检查时“帽子要大，内容要空”。
“完了，完蛋了，彻底完蛋了！”台下，一片唏嘘声，人人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靠造反起家的。
开完会，马振龙回到总工会大厦，在403号办公室里抱头痛哭，如丧考妣。哭了一阵子，他拨通了马天水的电话，对着话筒把马天水骂了一通：“叛徒！你出卖了上海，出卖了我们！”
骂已无济于事。
翌日——十月十四日，新婚不过一周的廖祖康，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与肖木一起坐飞机去北京。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外面盛传我是在上海被捕。不是的。那天，我和肖木坐飞机到了北京之后，前往北京卫戍区报到，才被隔离审查的。我变得很忙，四面八方的人来外调，要我写关于王洪文的材料。我就整天地写呀，写呀……”就在这一天，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到上海基层。直至这时，上海老百姓才知道中国上空的四颗灾星已被一举扫落，欢愉之情难以自制。
当年“炮打张春桥”的核心力量——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的师生，兴奋地高举“欢呼打倒‘四人帮’！”的横幅，走上街头，举行自发的庆祝游行。上海多日的沉闷为之一扫而空。全城老幼男女笑逐颜开。人民明白了真相。就连许多受蒙蔽而集中待命的上海民兵，也加入了欢庆的队伍。
至此，上海的武装叛乱烟消云散。“四人帮”在中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
上海，再不是“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属于人民！
鉴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后，还是能够按照他们在北京许下的诺言行事，为了稳住上海，他们在那些日子里，仍是上海的“领导”。
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上海十七日电讯：《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坚决拥护党中央两项重要决定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电讯中提到的“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当时对“四人帮”的特定的代名词。
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长篇文章《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文章揭露了“狄克”的老底。“狄克”是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用过的笔名。这是批判“四人帮”的第一篇有份量的文章，虽然文章只点“狄克”，没有提到张春桥的名字。
十月二十二日，“四人帮”一词第一次公开见报。《人民日报3）套红标题：《首都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十月二十四日，上海百万军民云集人民广场，大会横幅上的字是这样排列的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军委主席上海军民大会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人民广场上空，居然响起马天水的声音——大会由他主持，头衔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会副主任”。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致敬电：“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