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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急剧激化，终于发生了“保卫科事件”……那是六月十九日晚九时，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路过保卫科门前时，发觉里面亮着灯光。最为奇怪的是，保卫科的门不仅里面锁着，而且门外还用一把挂锁反锁着。
“这么晚了，是谁在里面？”张鹤鸣敲门，无人答应。
保卫科是机要部门。敲门不开，显然不正常。张鹤鸣随即喊来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门，依然无人答应。
九时四十五分，终于把保卫科的一个工作人员找来。那门，便是他反锁的——原以为门外也用锁锁上，不会有人知道屋里有人。可是，从窗口射出的灯光，却“泄漏”了秘密。
保卫科的门打开了。
人们一拥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两个人正在里面写大字报！
双方紧张地对峙着。
张鹤鸣发话了，批评王洪文：“保卫科是厂里的重要部门。你把门反锁，万一有事，里面的人出不来，外边的人进不去，谁负责？”
王洪文双眼喷出愤怒的火焰，他不正面答复张鹤鸣的质问，转移了话题：“我们要写厂党委的大字报，你身为党委副书记，带人闯进来，分明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压制革命行动！”
唇枪舌剑，双方争吵起来。
工人们见王洪文蛮不讲理，把他团团围祝激烈的争论声，惊动了厂部办公大楼……第二天，“保卫科事件”见诸大字报。批判王洪文的大字报，骤然增多了。
王洪文呢，也用笔反击，贴出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斥骂张鹤鸣，口口声声称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那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没有正书记，因此副书记张鹤鸣便是厂里的第一把手。
在王洪文看来，要想夺取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权，张鹤鸣非打倒不可。不过，要打倒张鹤鸣亦非易事：一是张鹤鸣不过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之类辫子可抓；二是张鹤鸣在工人中享有颇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张鹤鸣……王洪文搅得上海国棉十七厂一片混乱，使这家九千人的大厂，成为上海纺织系统最乱的一家工厂。
为了使上海国棉十七厂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决定，派出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
就在局工作队到达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报表示“迎接”。那大字报的标题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六月三十日，王洪文又在厂党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张鹤鸣。
在这最初的“造反”岁月里，王洪文显示了他的蛊惑力、煽动力和组织能力。他的定海路小屋，人来人往，象个茶馆一样热闹非凡。
他从孤立之中挣脱出来。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这群支持者的核心。
“我们的目标，是打倒修正主义的厂党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伙伴们强调这一点。
从七月七日起，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大字报迅速增加。
据当年的该厂“大字报组”的统计：从七月七日至七月十九日，全厂贴出批判厂党委的大字报达七千五百二十五张！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纺织系统第一个亮出造反旗号的工厂。眼下，厂里造反声势如此浩大，在上海数千家工厂之中，也“名列前茅”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动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炮轰工作队上海国棉十七厂“骑”在杨树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耸立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路南、路北两扇大门旁边，都贴出了巨幅红色标语。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红色喜讯”降临这家工厂。
果真，那红纸上写着斗大的黑字：“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来我厂领导文化大革命！”
“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我厂！”
一彪人马，在一个留着短发的四十多岁的女队长的带领下，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数千工人聚集在厂里的礼堂。
女队长登上主席台。她发表长长的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通过广播，全厂各个角落，都响着她的声音。
“同志们，我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来上海国棉十七厂领导文化大革命……”她一说出这句话，台下便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她，施惠珍，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她带领着副队长张六吉、赵戈、焦凤麟，带领着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各机关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新的领导核心。
施惠珍是一个早在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先是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后来到沪西区私营棉纺厂从事工人运动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国棉五厂的党委书记。此后，她成为上海纺织工会副主席。从一九五八年起，调往上海市总工会。一九六四年起，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中共上海市委挑选施惠珍担任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长，显然经过仔细的考虑。她富有群众工作经验，对棉纺厂又熟悉，而与上海国棉十七厂没有什么人事瓜葛……施惠珍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虽说对于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并不理解，但她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工作着——按党中央的指示办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办事。
还没有踏进国棉十七厂的厂门，施惠珍就听说了王洪文的名字，知道他是厂里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进厂之后，她就着手了解王洪文其人，摸清此人的情况。
万万料想不到，厂门口的红色标语还贴在那里，施惠珍在国棉十七厂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在市委工作队进厂的第十天，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厂：《市委工作队滚回去！贰？
施惠珍读着大字报，心中暗暗吃惊：工作队的内部会议，工作队的动态，大字报的作者怎么一清二楚？
细细一检查，施惠珍这才发觉，自己用老经验办事，出了个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队领导之下，建立了“材料组”。这是一个要害部门，负责收集全厂运动的材料。施惠珍派了工作队员担任材料组组长，又从厂里的干部中抽调几个人作为组员。按照老规矩，理所当然抽调厂里原组织科、保卫科人员，其中包括唐文兰等。她新来乍到，不知道调来的人员之中，好几个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队的一举一动，王洪文都清清楚楚。
工作队还没有摸清王洪文的情况，王洪文却已摸清了工作队的情况。
“走了个姓孙的，又来了个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里，向他的伙伴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是一路货，施惠珍跟张鹤鸣一个鼻孔出气！
王洪文掉过了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出现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异常动向，通过工作队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正忙着向上海重要的单位派驻工作组，听到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发出反工作组的声音，当即引起了注意……上海与北京存在着“时间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六月三日派出第一个工作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取代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领导那里的运动。刘少奇沿用的是“老经验”，土改派工作组，“三反”、“五反”派工作组，“四清”派工作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组。从六月八日起，北京出现反工作组的浪潮。七月十九日，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已明确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然而，北京的声音传到上海，并不那么快捷。正因为这样，就在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第二天——七月二十日，施惠珍带领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她压根儿不知道，工作组已经成了”处理品“！
敏感的王洪文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资本。
在竞寻文革主任“中败北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套红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八月八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共有十六条，人们也就简称之为“十六条”。
热烈欢呼“十六条”之声，震撼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也挤在人群之中，高喊着口号：“誓死捍卫‘十六条’！”“坚决执行‘十六条’！”